和谐世界:中国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观 - 中欧社会论坛 - China Europa Forum

和谐世界:中国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观

材料综述

2007

人类生活在一个全球化时代,全球化需要全球治理。

全球化是一个整体性的社会历史变迁过程,其基本特征是在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上,世界范围内产生一种内在的、不可分离的和日益加强的相互联系。全球化不仅是经济、技术、文化、价值观念等积极方面的全球化,还包括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跨国犯罪和传染病等问题的全球化。全球化将各民族国家的命运前所未有地联结在一起,只有依靠全球治理,才能有效解决人类面临的许多全球性问题,确立真正的全球秩序。全球治理的兴起,既表明人类对自己的全球化时代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和共同命运的觉醒,也表明人类为追求全球安全和普遍繁荣所做的努力。

在过去近30年里,通过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在为全球化世界中最重要的组织部分之一。对人类未来来说,占世界总人口1/5的中国对待全球化的态度和政策具有某种决定性意义。中国崛起是全球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顺应并利用了现有的国际治理机制,保持了全球市场对中国的开放,但同时也应看到,中国的崛起对整个治理机制包括观念、规则和运行构成了较大的冲击。

因此可以说,没有中国的全球化是名不副实的,没有中国的全球治理也是不完整的。

1、中国的崛起和国际秩序的转型

秩序建设是任何一个大国外交必须回答的问题,更是崛起大国必须严肃对待的重大议题。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如何看待现存的国际秩序,如何参与建构未来的国际秩序已经成为世界瞩目的重要问题,也成为世界各国看待中国崛起的一个标尺。

众所周知,19世纪中叶之前,中国一直处于东亚相对封闭的区域秩序之中,并长期承担东亚区域秩序塑造者的角色。之后,中国被西方的坚船利炮强行纳入世界体系,开始了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历程。这个过程恰恰伴随着中国走过百年艰辛、开始民族复兴与崛起、走向现代化。同时,国际秩序也处于扩散、完善的过程中,逐步呈现出世界性、全球性的特征。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秩序进入新的转型时期,各主要大国、国家集团纷纷就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设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建议,且付诸实践。

概言之,中国的现代化和崛起与国际秩序的转型似乎相约而行,这既给中国的未来发展提出了重大挑战,也为之提供了广阔的全球空间。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全球化时代各国的重要课题,也将是中国顺利崛起的重要国际条件。从中国历史的角度看,这也是中国第一次有机会在构建全球秩序中发挥积极而全面的作用,这是世界赋予中国的一个重要历史使命。

一个时期以来,国际上关于中国能否“和平”崛起的争论不绝于耳。讨论这一问题的前提是首先界定什么叫“和平”。历史上有过两种和平观,一是理想主义的绝对和平观,二是现实主义的相对和平观。中国的“和平崛起”应当也只能是相对的和平,原因很简单,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崛起是在战争的真空中完成的,中国在崛起过程中会不会爆发战争也不完全取决于中方。事实上,当我们在这个意义上界定的“和平崛起”之后,发现大国和平崛起在历史上是有先例的,大国崛起之后也并非必然会对外进行武力扩张、发动争霸战争。

历史上,英国和美国的崛起是一种和平的崛起,主要得益于不断的经济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及其引发的工业革命。当然,英美崛起过程中也发生过战争。战争虽然有利于加快列强的资本原始积累,对国力增长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无论扩张、掠夺还是殖民侵略都不是大国崛起的决定性因素。德国和日本曾经在战争中崛起,但这种崛起也具有和平的因素。没有在工业革命中积累起的强大国力,普鲁士不可能打赢三次王朝战争,没有明治维新的制度创新,日本也不可能相继战胜中国清王朝和俄国。对它们来说,战争只是结果和证明而不是原因,将这些战争视为大国崛起的原因无疑是倒果为因。

从总体上看,战争不是大国崛起的根本原因,崛起与霸权之间也没有必然的联系。国家崛起之后扩张与否,与决策者、国内政治有很大关系,扩张并不是国家的唯一选择。英美崛起后主要通过自由贸易、绥靖谈判、提供新型的国际管理理念和制度等和平方式来维持优势地位或提高影响力的,并没有主动挑起大规模的反体系战争。英美崛起后确实发动过战争,但都是小规模的商业和殖民战争,不存在破坏总体和平的问题。美国通过两次世界大战明显提升了国力,但并不是美国为争夺霸权而主动发起的,而是受到攻击以后被动卷入的。所以,不能无原则地将崛起国与战争联系起来。

大国和平崛起的历史先例和理论反思表明,即使按照现实主义的循环论主张,21世纪的中国实现和平崛起也是完全可能的,崛起后的中国对国际社会不造成威胁也是可能的。

2、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的现状

全球治理自上世纪90年代兴起,迄今也只有十几年的时间。目前,世界各国官方和学界对全球治理的争议较大,还没有形成一个一致的、明确的定义。大体上说,所谓全球治理,指的是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机制解决全球性的冲突、生态、人权、移民、毒品、走私、传染病等问题,以维持正常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全球治理既是规范的又是经验的,而全球治理在规范与经验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规范层面的全球治理是从权利出发对实现理想国际秩序的追求;经验的全球治理是是参与者为了各自利益而进行权力斗争的过程和结果。但由于各种全球性问题严重阻碍着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经验层面的全球治理面临着危机,表现为:全球治理因行为体利益的分散性使其难以采取集体行动;现存国际政治体系的不对称性制约了全球治理的实施;全球治理因缺少全球协调、管理、制裁的机制而降低了效用;主权国家因担心主权受削弱从而不同程度地对全球治理采取抵制态度。

实际上,全球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治理是全球法治模式下的系统治理,即全球法治治理。与民族国家治理模式一样,全球法治治理模式是在全球法制之下的“全球公共权威机构——全球公民社会——全球经济市场/个人”间三元治理结构,包括静态意义上的完善的国际法制体系和动态意义上的全球治理过程,其本质就是国际社会的结构性力量(国际权威机构、全球公民社会与全球经济市场)在国际法制体系内更好地实现自己合法权利的立体互动。从这个角度考察,当今的全球治理模式在法制体系、权威机构、公民社会、全球市场经济和个人方面都还很不完善,特别是国际法制体制建设和国际公共权威机构的权威性严重滞后,成为全球治理成效的首要制约因素。

全球治理的中心首推联合国。冷战结束以来,联合的作用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在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共同发展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但联合国并未完全摆脱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阴影,特别是某些国家对联合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有用的时候就加以利用,驾驭不了时就抛开联合国搞单边主义,置联合国决议和国际社会的共识于不顾,侵犯了联合国的权威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八国集团是全球治理的另一个中心,它在某些方面的作用甚至超过联合国。但八国集团作为冷战的产物和传统大国、富国的俱乐部,长期受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困扰,导致其运行机制、合法性和代表性都存在严重缺陷。近年来,八国集团虽然已经通过创设“8+N机制”与发展中大国进行对话,与二十国集团和NGOs开展合作,但要想继续作为一个有效的全球治理中心来发挥它的巨大潜力,就必须正视其身份的合法性、协调的有效性、经济议题的核心性、成员的平等性以及全球化的合理性等困境,及时调整集团目标,改革运作方式,决定是否增加新成员国,妥善处理好与美国、俄罗斯及中国的关系,协调好与发展中国家、20 国集团以及联合国的关系,等等。这不仅决定着它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也直接影响着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意义重大而深远。

3、中国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原则立场

2003年5月28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阐述了对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五项主张。胡锦涛指出,各国人民共同生活在一个“地球村”里,应该携手合作、共同努力,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此应该从五个方面进行努力: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维护和尊重世界的多样性;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促进全球经济均衡发展;尊重和发挥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重要作用。

2005年4月22日,在雅加达召开的亚非国家峰会上,胡锦涛主席首次提出了“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的主张。同年9月15日,在联合国成立69周年庆典上,胡锦涛系统阐述了“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新理念。“和谐世界”思想是对邓小平和江泽民国际战略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也是中国古代“天下大同”崇高理想在全球化条件下的新发展,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国内战略的自然延伸,也是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目标所在。“和谐世界”所追求的根本价值目标,就是建立民主、公正、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这与全球治理所要实现的目标存在高度的契合点。

中国关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表明,中国承认现有国际秩序是消极与积极共存的产物,主张以渐进、和平、民主的方式促进国际秩序的建设,而不是另起炉灶;中国愿意以积极的姿态融入国际体系,以负责任大国的身份参与国际新秩序的建设与变革,以区域秩序优化为基点促进世界秩序的建设与变革;在国际新秩序的建设过程中,主张着重关注国际机制的创立、修改与完善,从基本规则入手,充分发挥联合国的积极作用,并积极促动联合国改革,“使之成为未来国际秩序的调节与控制机构”。中国崛起已经冲击并改变着国际实力格局、利益格局,中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新安全观、国际关系民主化、文明多样性等也成为影响国际秩序变革的重要观念性因素。随着中国全面融入国际社会,中国不仅成为全球性国际机制的全面参与者,而且在参与国际秩序方面越来越体现出积极塑造者的特征,中国与国际机制之间呈现良性互动,这些都促进了国际秩序的建设。

四、中国的国际治理观

中国提出的“和谐世界”理论,与国际上流行的全球治理理论有许多共同之处。它们都植根于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注,都反对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都主张通过国际合作解决各国的共同问题,都反对“美国治下的和平”而主张增强联合国的作用,都致力于确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谐世界”理论实际上从“全球治理”的角度,指出了如何面对全球化挑战、管理全球化的思路。它是关于全球治理的中国主张,是在世界变化新现实和趋势下的中国世界观,可以看作是中国官方提出的“全球治理”版本。

“和谐世界”思想比较集中地表明了中国政府对国际局势和全球治理的原则性立场,体现了中国在21 世纪初的全球战略。这种建立在“和谐世界”理念之上的全球战略,就是中国的“和谐外交”,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和谐外交”的理想价值或根本目标,是致力于增进全人类的共同利益;第二,“和谐外交”重视国际机制,特别是联合国宪章在维护全球安全和确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的重要作用;第三,“和谐外交”的行为主体,主主权国家和国际组织;第四,“和谐外交”的重点领域,是区域和全球安全、国际合作、基本人权、全球生态、全球风险、中国犯罪;第五,“和谐外交”的主要策略,是“对话协商、合作共赢、求同存异、包容开放”。

显然,中国“和谐世界的全球战略,既共享了国际社会普遍的理想价值,反映了人类在全球化时代的共同愿望;同时也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己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色。这表明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一方面,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致力于自身的发展和进步;另一方面,以极其负责任的态度,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维护世界和平与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推动国际社会的全面进步。它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的精神境界,是“和而不同”这一传统价值在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外交政策中的升华。

五、全球治理的现实路径

当前全球治理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在异质性强的国际社会,既缺乏强有力的权威机构,也没有切实可行的制度安排,也形不成广泛接受的国际共识。所以,有关各方要么达不成广泛共识,要么达成的共识难以得到有效落实,致使气候变暖等全球性问题积重难返。然而,东盟和东亚地区同样缺乏清晰的权力结构,没有明确的观念结构,而且制度化和同质化程度都很低,但和平在东盟国家之间持续了40年,在东亚国家之间也持续了近30年之久。东盟模式的经验告诉我们,在权力、制度、观念等因素不确定的条件下,如果各方都有维护和平和开展合作的意愿,通往目标的进程充满动力并得以维持和加强,这本身就可以促进合作和维护和平。中国学者秦亚青针对东亚和平提出的“进程型建构主义模式”,同样适用于破解全球治理这一僵局和难题。

秦亚青教授认为,进程型建构主义的核心是“交感而化”,即通过合作进程吸引大国参与进程并实现渐进式的社会化。进程本身是手段也是目的,推动体系文化演变的动力就来自于进程之中。进程推动了权力的社会化、孕育合作的规则和规范,并且催生集体认同。当行为体的集体认同(角色结构)发生改变的时候,体系文化就会发生转变。所以,进程在社会化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维持进程就会延续建构身份的实践互动。我们有理由相信,无论全球治理的困难有多大、道路有多漫长,只要各方认识到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必要性,表现出国际合作的意愿并参与到这一进程之中,共同推动这一进行延续下去,共识和规范必将在“交感而化”中产生,国际制度必将在凝聚共识的基础上形成。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士认同这些规范并内化为自觉行动,人类有效管理全球化和全球性问题的日子终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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