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只眼看民族与民族主义 - 中欧社会论坛 - China Europa Forum

第三只眼看民族与民族主义

陈彦

2007

陈彦

吉尔 · 德拉诺瓦教授的 « 民族与民族主义– 理论基础与历史经验 »一书的中文版,几经周折,终于得以面世。

可以将德拉诺瓦此书研究的问题概括为两部分:一是分析解剖前人及当代学者在民族及民族主义问题上所留下的理论与著述;二是将民族现象纳入到一个开阔的全球范围内的历史与地缘的时空背景下求源、比较、梳理、解构、定位。

本书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此书可以给我们重要启示。

第一是怀疑。民族与民族主义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政治哲学主题之一,也是迄今为止学界、政界研究讨论最多、争议最烈的基本思想政治问题之一。围绕着民族与民族主义,各个学科,多种学派都留下了丰富和繁杂的理论、观点。然而,作者认为,这些多而杂的论述,并不能令人满意。无论是对于民族还是对于民族主义,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各有自己的界定,各有一定之理,又各有自己的盲点。

第二是尊重。在悉心辨析民族与民族主义的同时,对民族、民族情感应该给予必要的尊重。如果将民族现象分成民族、民族国家、民族情感、民族主义各个不同的层次,那么各层次之间是互为联系、层层推进的关系。对民族、国家、文化的爱戴,属于个体对其所属群体的自然情感,是集体认同、文化归属的内在需求,并因此生发出对外要求承认和要求尊重的愿望。

对于这种依恋与需要,我们既应该承认其存在的正当性,又必须认识到此类情感既可能激发近乎神圣的集体认同,成为推动建构民族国家的积极动力;也可能走火入魔,将民族推入仇恨与征战的漩涡。不同的引导,内外的压力,失败的悲情,胜利的骄傲都可能使民族情感或内聚为良性的爱国主义,或外现为极端的民族主义。过分压抑民族情感会导致反弹;过分宣泄民族认同则会诱发仇恨。同时,从民族国家内部说来,尊重民族情感,当然不意味着压抑个体的选择。

第三是谨慎。德拉诺瓦告诫我们,对民族主义必须具体分析,不能把民族主义当作一般意识形态教条对待。

第四是开放。无论民族是如何多种多样,民族主义是多么形形色色,民族现象归根结底仍然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古今中外,能够经受时间考验的民族必定是开放的民族。开放是民族得以存在和延续的条件,开放是延续与创新之间的桥梁,开放使得民族的特殊性与普世性两重必不可少的性格得以共存。从世界范围看,民族可以源自相对长久的文化传统,也可以是近代兴起的新兴民族。新兴民族以文化开放、政治认同确立于世,古老的文化民族也必须面向未来,选择开放争取老而弥新,否则只能由于封闭保守而走向衰败。

从欧洲来说,欧洲联合工程正是对民族国家政体模式最典型、最深刻的质疑。欧洲曾经相信,近代以来从欧洲发源的民族觉醒的潮流,可以将人民、族群带出专制、强暴、帝国、霸权的魔掌。然而,民族国家兴起至今的历史表明,暴力和战争不仅仍然同人类如影随形,而且变本加厉,愈演愈烈。民族主义与极权主义相互激荡,酿成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苦果。欧洲联合努力所寻求的正是超越民族国家模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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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文化体系理解民族与民族主义,德拉诺瓦的观察是发人深省的。同欧洲相比,中国追求近代化的历程虽然艰难曲折,但中国文明在回应西方挑战时所表现出的文化反省和开放精神也是世界有目共睹的。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是民族主义回潮的时代。作为战略对策的民族主义,提倡国粹的道德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替补型的民族主义,从西方引进的反西方主义,甚至虚妄的“中国可以说不”的民族主义纷纷出笼。鉴于当今中国政治、社会、经济全面转型的特殊氛围,当代中国民族主义表现出较多的封闭、排他、狭隘和浅薄的特点,这同中国近代以来民族主义的主潮形成对照。

从洋务运动开始的西潮东渐的历程看,中国民族主义显现出的更多的是开放和虚怀的主调。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发端,中华民族的先进份子就坚决步向了“师夷之长技”的开放逻辑。新的研究表明,甲午战争之后全面兴起的中国民族主义就是同世界全面接轨的国际主义的民族主义。粱启超、孙中山倡导的民族主义以建立中华独立民族国家为宗旨,不仅属于开放的、将来指向的民族主义,更是以自由、民主为基本内容的政治民族型的建构的民族主义。通观整个近代史,尽管中国现代化之路艰难曲折,也不乏狭隘的、专横的民族主义潮流,但从世界范围看,中国的先进份子对西方文化仍然表现出少有的开放心态。从文化特质看,中国文化体系是否同法兰西开放的政治民族文化体系有更多的亲和性?相对于德国文化民族寻求保护自己文化特殊性的努力,中国文化潜意识似乎更多地受到某种文化优越性而非文化独特性信念的支配,更多地幻想有朝一日进入国际社会,遵循同等国际规则同西方强国一较短长。与此相比,今天以“说不”、“阴影”及“妖魔化”等作为话语基础的民族主义显然缺乏民族的自信和文化的底气。中国文化曾经孕育了“文化天下主义”,这是一种既包含文化自我中心取向,又放射出灿烂的开放光芒的普世主义。二十一世纪中国的民族主义如何同近代开放的、建构的民族主义接轨?中华民族有否能力将“万邦来朝”的自我中心的盛世情怀转换为一种“万国归心”的价值认同的天下主义?这是二十一世纪向我们提出的严峻挑战,是如何在全球化大框架下完成中华文化转型的大课题。同今天欧洲正在寻求超越民族国家的努力相比,我们即使从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传统中,可以发掘出开放与普世主义的价值取向,但无可置疑的是,中国迄今为止的现代化努力仍然属于赶超型并局限于民族国家框架之内。欧洲联合工程告诉我们的,不仅仅是不甘宿命,赶超先进的自信,也是勇于创新、否定自我、超越自我的勇气。

陈彦,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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