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社会论坛 - China Europa Forum

Peter Zarrow

2002

edited by B. S. McDougall and A. Hansson, Leiden: E.J. Brill, pp.121-146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研究了晚清时期中国人的隐私观念的形成。他认为，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公共领域（公）早有界定，而个人领域（私）则完全属于遗留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传统的中国社会和古希腊和古罗马社会是相似的。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尤其是在19世纪90年代，这种传统的社会背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的君王体制开始走向灭亡；西方的政治思想和关于个人权利的思想也开始影响中国社会；不做官的贵族人数也越来越多。太平天国运动以后，国家对公共事务的参与越来越少，出现了一个贵族和商人组成公共领域，即理性并批判性地讨论国家事务的领域。这个领域至少是在理论上，广泛地接纳具有不同政治地位、财富或社会阶层的有识之士的理性的声音。这个涉及公共事务的领域在很大程度上是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然而，在晚清的社会背景下，一个国家应该是比其他任何时候都需要一个能继续把政府和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教育和考试体系。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无望做官的贵族为了把自己完全地奉献给家庭（也可能是更多的关注地方社会事务），而把家庭与国家分离开来。与此同时，那些做了官的人也会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而表现出对朝廷的绝对忠诚，而把家庭同国家分离开来。这种情况下，公和私就有了相互独立的意义。然而，有关家与国的话语几乎没有发生变化的事实表明，为公开承认的私人领域的出现仍然是隐秘的。梁启超是第一批明确地区别公和私的人。梁启超看来，个人道德不仅仅只是公众道德的基础，而且个人道德综合起来就是公民道德。公民道德被认为是个人道德的延伸。广义上来说，建国的大业不可避免地需要对‘私’进行重新审视。私人领域就不再是遗留的问题而被忽视，而是成为一个重新定义晚清政治的重要部分。

• The Origins of Modern Chinese Concepts of Privacy: Notes on Social Structure and Moral Discour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