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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硕:生態時代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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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载于香港《信报月刊》,2012年9月

于碩

2012年6月22日,裡約+20政府峰會正式休會。我們這些參加“邊會”(side events)的另類,日程仍排得滿滿的。

上午參觀了一個叫阿樂芒(Alemao)的貧民區,葡萄牙語叫法維拉(favela)。社會學講師阿蘭做了深入的介紹,他是少有的從法維拉上升到大學教職的人。法維拉的房屋依山而建,或者不如說是沿山坡堆起來的,像有門沒窗廢棄了的集裝箱,全國16%的貧困人口生活在這裡。一周以來,我們已經熟悉了市中心19世紀的新古典建築,女總統和金磚巴西的蓬勃形象,裡約大會組織的井然有序,還有全球著名的大西洋Copacabana海岸,這一切與法維拉形成了巨大反差。

空中滑動著不明飛翔物一樣的紅色纜車,費爾南多告訴我們那是用改善貧民窟下水道的經費修的,而且是法國的高薪技術。空中遊覽車連接5個山頂車站,有錢的全球遊客可以在享受飛翔美感的同時,從一個法維拉滑向另一個,充滿同情或慶倖地觀光貧窮。法維拉人曾有過幻想,以為遊客可以刺激本村的收入,比如纜車票的收入歸村民,結果都被大公司拿走了。失望的法維拉人變成藝術家,在各家的牆上“塗鴉”,抗議社會的不公正,表達反抗者的憤怒,藝術水準不亞於價值連城的中國“五大天王”。於是,從空中望去法維拉變成七彩城,“巴西彩城”像Copacabana錦緞般沙灘一樣吸引著遊客,卻“只可遠觀而不可近玩焉”,因為法維拉是由軍隊管制的。借裡約+20人民峰會的衝動,法維拉人要求直接與政府對話,討論如何修復綠色家園。

中午與南美-中國-歐洲三方對話的主要組織者一起座談,地點在巴西社會經濟研究院(iBase),iBase也被解讀成“底層智慧”、“基礎研究院”……。該院全球著名,因為它在1992年發起了世界社會論壇,自此一直是這個論壇的主辦者之一。它在與饑餓作戰,消除貧困,創造人民財經,分析“民主赤字”等方面的研究和行動成功顯著,以至於根據其建議,盧拉總統在政府中曾設了兩個部委,配合行動。

討論會隨後移到了哥倫布甜品店,大家邊喝caipirinha青橙酒邊聊,大有煮酒論滄桑的架勢。不過我們論的是公民社會的話題,從各自的角度對三方對話做了總結,尤其是南美朋友,發現了中國的公民社會,如同發現了新大陸一樣喜悅;而中國朋友則對成熟豐富的南美民間社會感慨萬千。中歐社會論壇的人員,至少我本人是這樣,有點月下老人的滿足,因為是我們將這些三大洲的普通人組織到了一起,他們在日常結構、歷史和地理空間中是無法碰面的,今天卻促膝交談,切身體會著“我們”這個概念的真實性,“我們的世界”一下子真實到可以觸摸,“我們的未來”因此可以共同展望和設計。

裡約一周之後。每天都能收到紛紜遝至的各種新聞稿、宣言聲明、建議方案……,凸顯網路時代的便利,但利用的最充分的是全球民間組織的溝通網路。裡約+20本來是聯合國第20屆國家首腦會議,也稱“環境會議”、“地球峰會”,被寄予重大的期待:總結20年發展,提出消除貧困的綠色經濟模式。巴西總統正式邀請全球民間組織參與組織“邊會“,形成了相映成趣的歷史景觀。對官方和民間平行的兩個“峰會”的判斷,說成功的,說失敗的,見仁見智,反差強烈。親身經歷的我們,可以說它是一個歷史轉型的里程碑,它是一場主權國家的外交秀,它是綠色理念的符號象徵著生態時代即將到來,它是聯合國管理失效的一個見證,它是公民社會參與治理的起點……。

後臺妝扮、前臺上演和台下反應

裡約+20峰會產生的官方文獻題為《我們想要的未來》(The Future we want)。我們可以依據人類學家戈夫曼的戲劇理論,從後臺妝扮、前臺上演和台下反應三個區域去觀看它。

首先,這份檔曾經過一個漫長的幕後談判,最終在6月19號裡約+20峰會正式開幕之前被各國分別認可,所以6月22號的簽字只是一場表演秀。沒有溝通,沒有傾聽,沒有論辯,對持續8天的民間及官方討論成果沒有採納,這個事先準備好的文本是在降低門檻後後達成共識的,因此平庸空洞,沒有具體內容和日程,流於口號表態。據說中國政府代表團一年半以來“全面、深入參與有關討論和文件磋商……為努力推動各方求同存異,彌合分歧,推動談判儘早達成共識做出了重要貢獻”。(2012年06月27日16:46發改委網站)。這個貢獻是否積極,暫且不論,但台下、場外和網上看戲的大多數中國人,這一次因為沙祖康先生大會秘書長的身份,委實是感到一種揚眉吐氣的自豪感。

其次,民間的邊會列在另冊,參與者被置於觀眾席上。他們提出了數以千計的建議,提出消除全球化的貧困、污染、能源短缺,無度消費、金融統治的具體方案。遺憾的是,有些因為不適用數字指標而沒有被統計在內,本屆峰會秘書長沙祖康先生提到的數字是692項建議,達5130億美金。

另外,官方聲明The Future we want的題目的中譯和有趣,因為價值判斷不同,出現了對其中的動詞“want”的三種翻譯:“想要”、“期待”和“憧憬”。第一種如我的現實主義的翻譯,取其“必要,急需,相信”的第一涵義;第二種是革命浪漫主義的期待,帶著被理想口號感召的樂觀情緒;第三種則是共產主義理想慣性的增值翻譯,目前以《我們憧憬的未來》作為官方的權威譯名。但有英文常識的人都知道“憧憬”不可能再回譯為“want”。“憧憬”的東西很遙遠,很朦朧吧,常常可望而不可及。《我們憧憬的未來》開宗明義:世界各國“再次承諾實現可持續發展,確保為我們的地球及今世後代,促進創造經濟、社會、環境可持續的未來。消除貧窮是當今世界面臨的最大的全球挑戰,是可持續發展不可或缺的要求”。這些口號式保證的確都是可以永遠“憧憬”的。

憧憬當然是必要的,但眼下遍佈著災難重重的危機:連綿不斷的人為造成的“自然”災害,制度造成的社會災難,冷漠造成的倫理災難……,人類生存在水深火熱之中。大家聚到一起是為了討論全球共同面對的挑戰,希望提出生死存亡的應對措施。然而上臺演出的各國政治領袖卻沒表現出半點緊迫感,反倒在散場後高歌凱旋,再次證明了傳統外交的沒心沒肺,無效浪費。最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代表各國參加綠色經濟主題峰會的是各國的外交部長,而我們都知道他們的職責是縱橫斡旋,為自己的國家爭口袋,沙祖康大使數年前回答記者外交成功的訣竅時曾申明:即個人立場“永遠與國家的立場保持一致”。外交官們既不是危機領域的專家,又沒有解決全球共同問題的使命和合作能力。在討論全球危機時只是以對立的國家立場進行利益談判和競爭,結果不言自明。

除了“憧憬”,自由主義增長模式在這次會議中仍然占主導地位,儘管誰都清楚這與可持續性不相容,是造成目前危機的主要思想根源,與峰會的綠色主題相背離。裡約+20終於讓人們真正明白了,聯合國現有的機制已經無力超越其主權成員國的狹隘利益,甚至無法討論兩個預期的主題:消除貧困與治理模式改革。

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更新工具,改變思維

所以,需要另一個工具來輔助。治理改革首先要從聯合國開始:下屆地球會議,不能只有外長,而更需要“內長”——民政,能源、教育、移民、金融、衛生,以及跨部委聯合部,因為要處理的是人類共同體內部的問題!

“人民峰會”和邊會雖然不如預期的那樣雄壯,但是另一把工具,其意義是里程碑式的,預示了民間組織將作為具有影響力的力量,參與生態時代的全球治理。

也許由於參會的多為專業環保和綠色能源的先進者,在整體關懷上顯出偏向:大家集中討論的多是三個動力危機中的前兩個:食品危機和能源危機,但卻很少討論第三個向度:精神危機。這個危機的要害在於人類失去了對自身的信心,人類不團結,人類不會思考。思想的綠地變得枯黃,需要改變道路,更新利刃,進行三個決裂:1)與敵對思維決裂,轉向超越主權國家的合作,消除假想敵,共建人類家園;2)與線性思維決裂,轉向多元關係的複雜思維,改變技術專家統治;3)與文化主義決裂,接受和欣賞跨文化的生存現實。

中-歐-南美三方對話旨在為思想大轉型提供錘煉新模式的集體思考工具。大家發現,三個臭皮匠賽過諸葛亮,面臨相似或相同的挑戰,需要把各自的生存經驗變成相互的精神營養,錘煉走出危機的新智慧。從會後的各種文本和感言中我們已經看到其積極成果,最重要的文本有《全球民間組織致聯合國裡約+20政府代表的公開信》、《人民可持續宣言》以及《可持續發展對話報告》。

值得特別提及的是來自中國民間組織的青年行動者,他們是張力極大的一代。這些青年領袖嫺熟的英文令人驚訝,參與意識明確。他們中國家意識強的,“希望用最好英文去提高中國的國際感染力”,自覺地擔當國家的使命;未來意識強的,清醒地意識到現行國家政策中很多是不可持續的,20-30年後他們自己將遭遇今天留下的災難。因此,他們感到青年必須在今天的中國政治上發生影響力,敦促現任政府為後代著想。不過他們中有全球人類關懷的不多,對全球事務熱心的很少,像歐美青年到全球做義工。這大概還要寂寞地等待。

在文明的演進跌宕中,走過石器時代,青銅時代,鐵器時代,蒸汽時代,電氣時代,資訊時代,各階段都被以工具屬性命名。裡約+20之後,有可能擺脫工具文明的參照,而用我們的生存空間來命名我們的時代:生態時代。之所以題為“零年”而非元年,是因為生態文明的觀念有待推廣,從政府到民眾,沒有共識,也沒有方案,尚未準備好過新年。

生態時代,從零年到元年還有一段漫長的路要走。

(2012年6月30日,于碩,人類學教授,香港理工大學中歐對話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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