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社会论坛 - China Europa Forum

到2014年，汪永晨已经和大自然“恋爱”21个年头了。这21年里，她得到很多评价，有好有坏。赞同她的人称呼她为“理想的环保主义者”，“为大自然请命”；反对她的人则叫她“极端环保份子”，“伪环保主义者”。

“对这些称号，我都不在乎。”生于1954年，今年已经年满60岁的汪永晨说，“我会一如既往地坚持自己的想法并付诸行动。”

从记者到NGO

1988年，汪永晨第一次接触到环保问题。那一年，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午间半小时》节目的汪永晨接到了一个听众的电话，反映游人在同一个时间去北京香山观红叶、采红叶，把黄栌的根都踩出来了，破坏很大。随后，这个听众又带汪永晨来到颐和园的昆明湖，看工人们在湖面上“捞脏”，工人们说一天最多能捞一百多船。这两件事让她第一次意识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如此不和谐。她立即制作了两期广播节目《救救香山红叶》和《还昆明湖一池清水》。节目播出后反响很大，影响了一大批人开始关注环保问题。这是汪永晨和环保的第一次触电。

1993年的一次青藏高原之行，改变了记者汪永晨的人生轨迹。

那一年，汪永晨在青海格尔木的野牛沟的蓝天、白云和绿草间徜徉，眼前是数不清的野牦牛在奔跑，黑色的长毛在它们的背上跳跃。生命的野性和自然的壮美完美融合，令汪永晨无比感动，“我体会着什么是野生动物的乐园，什么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就在那一次旅行中，汪永晨也看到了挖金之后高原上裸露的山坡和野生动物的遗骨。一头被猎杀的野牦牛躺在河道边，牛角朝天，干枯的血一滴滴地印在了小溪边的砾石上，触目惊心。这击中了汪永晨。

那个牛角就好象一个天问：为什么要杀我？假如我没有看到它们那么快乐的生活，或许看到它们被杀也不会有那么大的感慨。那一刻，她觉得作为一个媒体人有责任替无助的大自然传话，“她很疼，她被我们人类伤害了，我要把大自然的信息告诉更多的公众，告诉决策者。”汪永晨说。

第二年，汪永晨又结识了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一个乡村小学的校长朱以勋。朱以勋在当地以“鸟痴”著称。一次，有个村民在路上捡到一只受伤的大天鹅。他找到说：“你不是爱鸟吗，给我50块钱，我就把天鹅给你。”朱以勋立刻掉头回家，拎起面口袋到街上卖了一袋面，把天鹅换了回来，和学生悉心照料，然而连续放飞七次都没有成功。一天夜里，天鹅长鸣一声死去。解剖后人们发现，原来天鹅身体里有六颗子弹。

朱以勋把天鹅做成标本，带着全校的孩子们，从田间地头一直走到县长办公室，一路走一路向人们说：大天鹅是我国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是我们人类的朋友。汪永晨听说了这个故事，她把学校的30个孩子和10名老师请到北京，把他们爱鸟的故事讲给北京的孩子们听。汪永晨还了解到，在那所小学，尽管生活贫穷，但他们却非常爱护小鸟，孩子们同捕鸟队斗智斗勇，用省下来的饺子喂鸟……她以此制作了广播新闻特写《这也是一项希望工程》，获得中国环境新闻一等奖。

在此之前，汪永晨一直以为只有“有钱和有闲的人才做环保”。朱校长和孩子们改变了她的看法。只有发动更多的普通人，让大家从自己入手，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和与自然的相处方式，才能做成真正的环保。

1996年，汪永晨和一些朋友共同发起“绿家园志愿者”。

绿家园这个名字，是汪永晨在骑车上班的路上想出来的。“绿家园，可大可小。大，可为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小，就是我们家的院子。”这是一个民间环保群体，“没有口号，没有说教，没有功利，有的只是对自然的一片赤诚”。

从此之后，她可以带着一批志愿者浩浩荡荡去做环保。他们自费去内蒙古赤峰、锡林浩特、鄂尔多斯种草，到北京八达岭、亮马河边捡垃圾，去山东荣成、河北秦皇岛观鸟，去山西壶口，河北衡水种树；去湖北武汉捐助白鳍豚，黑龙江扎龙帮助华南虎。

她常对大家说：“走进自然，认识自然和自然交朋友，这其实也是一种玩！”然后带领着一大群男女老少奔向大自然；他们到内蒙古的恩格贝大沙漠种树，去山东蓉城天鹅湖观鸟，在北京郊区种西红柿，看星星，甚至在大街上捡垃圾。因为快乐，更多的人加入，连北京的一群外国专家，都成为“绿家园”的追随者。想像中枯燥的环保活动被她组织得像旅游一样。有会员说，参加绿家园的活动比旅行团便宜，参与者有着共同的兴奋和爱好。

作为拥有几万名志愿者的大型环保组织，“绿家园”只有个别相对固定的工作人员，负责联络每月一次的“记者沙龙”，每一个长假中的“生态游”和其他一些活动，参加活动的人员是相对松散和灵活的。“园长”汪永晨的“家规”是：一切随意，来去自由。

“绿家园”让汪永晨的生活有了根本改变。尤其是当她名声渐起后，她常常在记者和NGO负责人两种身份间切换。前一秒她还在以记者身份采访别人，下一秒她就成了被采访对象。

“我是以两辈子在干环保。”汪永晨说。

怒江保卫战

汪永晨是一个既有文艺范儿又带有激情的女人。

她的两本《绿镜头》，用再生纸印刷，装帧朴素，图片都是精挑细选过的，文字充满文艺女青年的味道。

在书的封面上，她写下了这样一行字：大自然的昨天与今天。书中300多幅照片，10多万字，记录了大自然在没有人为干扰时的美丽和遭到人类破坏后的惨状。这其中有曾经是冰川博物馆的长江源头，到处是高原草甸和网状水系，现在则是正在哭泣的冰川和啃食地皮的牦牛及遍布各处的砾石滩；有被誉为香格里拉的云南，这里既有美丽的高山杜鹃，更有大山的眼泪——被砍得只剩下根的大树和埋掉整整一个村庄的泥石流……汪永晨说，她希望通过这些照片中的图画和写在后面的文字，让读者能够倾听自然与人类各自讲述着的自己的故事。

记者的身份使汪永晨明白，舆论监督是她天然的职责，也是手中最有力的武器。为了充分发挥记者的作用，2000年夏天，她和几个做环境报道的记者创办了“绿家园记者沙龙”。每月请专家给那些没有生态学知识的记者进行科学普及，同行们在这里交流信息、探讨行动、互相鼓劲，共同关注环保。

沙龙很快发挥了作用。一次，一个记者得知，北戴河一块东北亚鸟类迁徙的重要湿地上要建一个国际会议中心，于是他在沙龙上一宣布，大家分头行动，采访、写稿报道，最终惊动了河北省有关领导，湿地被保留下来了。 还有一次，北京郊区最大的一块湿地被开发商看中要修高尔夫球场，又是在记者们的齐心协力下使其宣告流产。

真正使汪永晨声名鹊起的，则是十年前那场轰动一时的怒江保卫战。

怒江于2003年7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为世界自然遗产，同年8月，国家发改委通过了在怒江中下游修建十三级水电站的方案。

当时汪永晨还没去过怒江，但是她早已知道，怒江是中国为数不多的最后的生态河流。如果怒江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将是不可逆的。

2004年2月汪永晨和其他媒体的记者、环保志愿者一道开始了第一次为期9天的怒江之行，收集了大量图片、文字和声音资料。他们自己筹资，在北京举办了“情系怒江摄影展”。

地方政府要在这里修水电站的理由名正言顺，要改变当地少数民族世世代代贫困的面貌，然而汪永晨的调查却并非如此：“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美的地方！”一旦大型水电站上马，怒江水平面即将上升，美丽的景色将不复存在，作为世界自然遗产的怒江将彻底改变面貌。“更严重的是，基于沙坝和怒江地理而形成的上千年的少数民族文化也会面临消失危险。”

傈僳族是生活在怒江边的少数民族，她在僳寨里看到，这里保留有完整的文化传统，沙坝上仍然上演着传承了几百年的“沙滩埋情人”：大家嬉闹着把彼此有意的一对青年男女扔进一个沙坑里，看着一对青年红着脸，大家一哄而散。虽然寨子不富裕，但大家生活乐观，天天唱歌、跳舞，上演剽牛、射弩、澡堂会。

当得知他们世代居住的地方会被淹没时，许多傈僳族人都很忧虑。一名傈僳族年轻人原来所居住的寨子已经因修路而消失，他原来生活的大江支流也被当地政府卖给开发商进行水电开发。年轻人问汪永晨：“要是以后只有在填表的时候才写上我是傈僳族，那还叫傈僳族吗？”他说，自己不希望以后自己的子孙问起大江原本是什么样子时，自己只能翻着相册，告诉孩子们，以前这里的水是流动的，还有非常急的激流和沙滩。

不过，更多的当地人还是赞同修筑水坝。对绝大多数的怒江人来说，水坝意味着脱贫致富，奔小康。至于修筑水坝带来的种种后果，他们完全不知道，他们甚至没意识到，一旦修好水坝，他们将可能永远从这片世代居住的地方迁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知情权，更不知道什么是公众参与。

“一个水电站投资几百亿，地方政府和承包商都得益。对于地方人民来说，奔向小康的力量太大了，大家都不去想，怎样减少代价。”汪永晨说。

在各方环保组织和媒体的积极奔走和报道下，2004年2月18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做出批示：“对这类引起社会高度关注，且有环保方面不同意见的大型水电工程，应慎重研究，科学决策。”

随着队伍在怒江山谷疲惫行走的汪永晨，从手机里得知大坝缓建的消息，痛哭失声。

有评论说，保护怒江的行动，是一个标志性的、甚至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民间组织的声音极大地影响了中央政府的决策，这在中国还是第一次；这一行动标志着中国环保NGO迈向了一个新的台阶。

“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怒江保卫战让汪永晨成名，但是也让她收获了“极端环保主义者”的帽子。很多反对的声音认为，以汪永晨为代表的民间环保者，在缺乏专业知识的情况下，一味强调环境保护，却忽略了人类发展的需要，过度赞美当地居民的所谓原生态生活，却选择性地忽视了他们的贫穷。

这样的难题，很多环保主义者都遇到过。汪永晨开始注重积极引入专业人士的智慧，使民间环保组织的专业性更强。

2008年年底，汪永晨在云南考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正要返程的时候，汪永晨收到朋友的手机短信。短信说，金沙江阿海水电站破天荒地邀请民间环保组织参与金沙江中游河段阿海水电站环境影响报告书技术评估会，会议时间是12月29日、30日。国内只有两家民间环保组织被邀请，一家是汪永晨苦心经营十多年的“绿家园志愿者”，另一家是同样关注中国江河命运的“公众环境研究中心”。

一名同伴说，要去，就得提出有效的意见。公众要参加环境保护，仅仅喊口号是不行的，必须有实质性的调查，必须有专业的数据和观点。

民间地质专家杨勇这次恰好和汪永晨同行。杨勇是专业人士，有很多一手的调研报告和数据。汪永晨希望他能一起去，但杨勇有些不情愿，他那时身体不佳，而且心里打算的是赶紧回家去写汶川地震灾区水电站受损情况报告。

为了说服杨勇同去，汪永晨承诺“绿家园”会付他的机票钱。“你要是不去，我们的专业性就大打折扣，有人老说我们民间环保组织缺乏实质性的调查，缺乏专业能力，因此，我们必须在这方面有所建树。”

杨勇被感动了。他知道，民间环保组织一向穷困，“绿家园”其实没多少钱，汪永晨更大的可能是自己掏腰包。他最终和汪永晨一起去了评估会。会上，他们提交了书面意见，其中的要点也作为特邀代表意见被写入了会议文件。

对于水电建设方首次邀请民间环保人士参与技术评估会，大部分民间环保人士认为这是历史性的进步。“希望以后的项目建设都能吸收公众参与，尤其是要召开听证会，更加科学、审慎地制定决策。”汪永晨说。

多年的考察调研，使汪永晨养成了在路上读书的习惯。万里路上读万卷书，使汪永晨显得精力非常充沛。“人走进自然会有许多惊喜。我经常一天只休息三四个小时，却不感到特别累，因为我总是到大自然中充电。”汪永晨说。

有次她和同伴到柬埔寨开会，之后大家一起去吴哥窟，看那里的历史，看大树和古庙的同生共存。从早上到下午，汪永晨只喝了一瓶饮料，却不停地游览了六个古庙。同行的年轻人都赞叹，后来恍然大悟：“原来你有精神食粮啊！”

汪永晨看的书很杂，旅途中她也看流行小说，但是只要是环保类的书籍，她一概不放过。“我承认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她说。

别人请她吃饭，服务员端上来上来一道鱼翅，汪永晨当面拒绝吃鱼翅，说：“吃了鱼翅以后，这个鲨鱼的生命就没有了。”

凤凰卫视请她做节目，著名主持人曾子墨专访她，聊怒江。聊着聊着，汪永晨说：“我要批评你们凤凰卫视。‘非典’的时候，你们的一个主持人教大家怎么样洗手，然后在打肥皂的时候，这个水龙头一直开着。可能有人觉得这一点水算什么，可全世界现在真的很缺水。”

“很多人说环保主义是理想主义，因为我们想到的不光是今天，还畅想着美好的未来。”汪永晨说，“没有这点理想，环保做不出事来。”

这支撑着汪永晨。接触过她的人，都对她的能侃印象深刻，很多让她有成就感的事情都是“侃”出来的。她曾说服肯德基为一群到北京交流环保知识的乡村小孩提供免费午餐，让故宫、博物馆、动物园的领导为这群孩子免去门票，她没花几个钱就让这群孩子在北京玩得很好；她说服北京百鸟园推出志愿者导游的服务，为大家讲述鸟类保护的知识；说通北京十三陵林场的场长，让北京人到那里领养树木……这一件件有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像变戏法一样实现了。

“朋友都说我煽情的功夫可以。”汪永晨调侃。

汪永晨和先生是丁克家庭，尽管两人都很忙，但每周都会去看电影，要是其中一人出差，一定会为对方买一束玫瑰。她想做的事情是，“开一辆绿色的大篷车，走街串巷，让大家和绿色交朋友，里面有录像机有环保小册子，还教大家唱歌，都唱绿色的歌儿。”说这话时，她神情陶醉。

 中欧社会论坛获汪永晨女士同意，该文根据汪女士迄今为止的环保故事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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