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硕访谈蔚五海:欧罗危机是存在危机 - 中欧社会论坛 - China Europa Forum

于硕访谈蔚五海:欧罗危机是存在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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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于《信报财经月刊》,2012年6月

于硕

YS:于硕 PV :Patrick Viveret(蔚五海)

本篇采访作于2011年最后一天的下午,巴黎凯旋门西侧的四季咖啡馆门庭罗雀,人们已在归乡过年的路上,或许也是欧债危机引起的萧条和心理感受上的落寞。与老友蔚五海的约会时间是1小时,之后他也要驱车返乡。蔚五海是经济哲学家,一位蒙田式的人文主义者。他有三本书体现了其哲学思考和人文关怀的完美结合,一本是《重估财富》(Reconsidérer la Richesse,2002),是一项价值新尺度的总统研究计划成果,2003年我曾请他到北师大就这个话题做过讲座,当时严重患有发展亢奋症的学界当然对这个前瞻性的转型思维毫无感觉。一本是《为什么不能更坏?》(Pourquoi ça ne va pas plus mal ? 2005),让颓唐的世界重新建立希望。最近一本是《友善,未来友善社会的对话》(De la convivialité, Dialogues sur la société conviviale à venir,2011),为全球唯一人类家园设想和睦相处的治家方案。

YS:受香港《信报月刊》总编文灼非的委托,想请你从哲学家的角度,向香港和中文世界的读者解释一下欧债问题。像我这样的经济门外汉,反对全球拜金教对人文价值的冲击,但又希望欧罗不要被取消,因为欧罗方便旅行,硬币漂亮、有历史名人名作,有欧罗或许欧洲进程会继续,可以抵御全球金融资本这个洪水猛兽。但欧债持续让人觉得欧洲拖不动一个个大包袱了。三天前我采访了我们的朋友罗卡尔总理,他抱怨英国居心不良地扩张欧盟,使当年为6个成员国设立的管理机构在扩大了的欧盟面前力不从心。

PV:持续的欧债危机包含了两个重要问题:一个是世界经济的,另外一个特别是欧洲的。当前世界经济的主要困境在金融领域,而金融交易的本质是投机性的。在进入2008年经济危机之前,金融市场上交易的 3万2千亿美元中,超过97%以上被用于投机,而投入实体经济和服务的资本只占大约2.7%。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我们的金融经济已被拖入无节制的投机黑洞。结果是,每一次注入资金,如美国联邦银行所做的那样,本应当用于重振实体经济,这些资金却都再次进入投机循环。于是,出现了一方面是投机经济的超级通货膨胀,另一方面是现实经济中人为的货币短缺。情形突然之间变得如此糟糕,接踵而来的就是因紧缩政策而导致的第二个问题,即欧洲本身的问题。

YS:你说的数字很惊人,原来97%的“有钱人”玩的是纸牌!在这场金融游戏中人们为何变得如此肤浅?或者说对金钱——无非是些纸印刷品——变得那么迷信?我当然知道这"纸"的符号意义,对很多人来说是神圣的。

PV:事实上,在欧洲,不同国家的文化及传统对欧洲的金融观起着制约作用。德国最畏惧的就是通货膨胀,欧罗诞生时对德国做的妥协之一,就是将这一德国观念引入欧洲央行和欧罗货币管理。于是,与美国联邦储备银行不同,欧洲央行不能回购公共债务,它的唯一目的是避免通货膨胀。相比之下,大多数中央银行都把增长与就业作为目标。这直接与德国的货币观相连,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

金融危机的背后是信仰危机。"金融"(finance)一词来自"信赖"(fides),这个词也意味着"信仰"(foi)。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人们遭遇到了一场信仰冲击。我在《重估财富》的报告里造了一个新词,叫“经教”(écoligion):存在着一种对经济的宗教信仰,通常是无意识的,但却作用非凡。而且在美国这一点显而易见,只需把美元翻过来读上面的"我们相信上帝",货币就这样嵌入宗教。

YS:这是偷梁换柱的同构替代,一种金钱拜物教,在我们中国语言表达上有“人为钱死,鸟为食亡”,我发明了一个词叫“货币宿命论”(fatalisme monétaire)。

PV:“货币宿命论”触到要害了。在德国概念中,也有这种宿命意识,或者说是一种非常强烈的信仰:要不惜一切代价抑制通货膨胀,为此宁肯承受萧条和通货紧缩的风险。这甚至不再只是文化问题,而简直就是宗教问题,因为这触及到信仰的基础,包括那些想当然的部分,比如说,德国人竟会相信希特勒当权与恶性通货膨胀相关。而事实上在魏玛共和国时代,希特勒取得政权与恶性通货膨胀没什么关系,反倒是与布吕宁政府的通货紧缩直接相关,因为紧缩造成大量失业,进而为法西斯党的上升提供了条件。由于人们完全相信恶性通货膨胀导致纳粹当权,致使通货紧缩现象完全被遮蔽了。

德国对于货币的整个思路就这样被构建起来。在创设欧罗的谈判中,为了使德国放弃马克,作为交换的一种妥协就是,其它国家,尤其是法国(谈判核心人物是法国总统密特朗与德国首相科尔),接受德国关于欧罗货币及央行的理念。但是这样就陷入到一个主要矛盾之中:欧罗的赌注基于这样一个思路:欧洲货币将生成一个被强化了的政治共同体。

YS:人们的确如此相信过。而事实上,在推进博洛尼亚教育计划及欧盟扩展政治一体化的道路上,你不认为有进展吗?

PV:进展如何仍在打赌。如同人们对货币抱有信仰一样,人们对未来也抱有信仰。人们在欧罗上较劲儿说:“尽管我们没能成功地建立一个联邦制的欧洲,但是有了欧罗这个货币,它肯定逼我们去建设欧洲”。但事实上却没有如是发生,因为欧洲非但没有深入其政治一体化,相反却进入了一个大动干戈的自我扩张期,减弱了它的政治计划。

事实上,扩大欧盟,特别是将东欧国家吸收为新成员,变成拥有27个成员国的欧盟,这只是为了在政治上有个最低程度的计划于是我们发现,所创造的货币在某种意义上无栖身之地。有史以来,没有哪种货币可以存在,假如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和文化根基,而我们所选择的正是以牺牲欧洲一体化为代价的扩大欧洲的道路,我们发现我们的货币正飘在"空中"。

原来最初的设想是,在欧元正面印上欧洲历史名人,比如,但丁或者其他历史或文化巨人。有意味的是,德国银行拒绝接受这些纸币,因为她特别不愿意有意大利或希腊人出现在欧元上。

YS:“浪漫主义”狂飙运动的德国竟然不接受浪漫的但丁!这是为什么?

PV:因为在使用这些钞票的德国人眼里这看起来不严肃,因为在德国人心中,他们已经对欧洲南部特别是希腊和意大利怀有惧怕。这种惧怕已经深入人心,哪能再展示这些地区的文化象征人物?即使是像但丁那样的文化巨擘也被拒绝。结果我们在纸币上看到的是一些门和桥,但通向空洞;一些窗户,但空空如也,这不是没有意味的!在欧罗身上,人们似乎可以读出危机必将发生,假如我们没有能力建立一个政治的欧洲。

YS:最后大家是怎样同意选用各时代的古建筑门窗和桥拱?

PV:这又是一个妥协,因为德国拒绝在纸币上出现各国的历史人物,便同意铸在硬币上。于是我们才能在硬币上看到标志各国的象征人物,但纸币上没有,特别是在100,200,500这些大面值纸币上。既然让德国放弃马克是那样地艰难,也就必须接受德国耍脾气。因此说妥协让步在很大程度上是信仰选择。如前所述,我们发明了一种货币,既没有政治根基,也没有文化根基,建设欧洲的赌注没有像密特朗和科尔所预期的那样兑现。我曾经说过,正是在这里种下了欧罗的病根。

YS:越是无根基,就越是漂浮不定,不断地扩大欧盟成员数量,好像越大越好。

PV:欧盟扩大,历史的原因是,柏林墙倒塌后,东欧新兴国家成为加入欧盟的候选国,没有什么根本的理由阻止他们加入。事实上,欧洲蓝图交织着两个不同的目标,先是一个联邦制的政治目标,由艾森豪威尔维尔、舒曼、莫奈这些欧洲之父们提出,想建设一个类似美国的欧洲合众国。另一个是在范围上更广大的目标:所有在地理上属于欧洲的国家,在西欧各国的独裁者(例如西班牙的弗朗哥)倒台和1989年苏联解体后,只要尊重民主、尊重人权就都有加入欧盟的天然权利。

这两个目标本来可以是互补的,假如有一个强大的联邦制欧洲作为核心,辅之以一个扩大的欧洲邦联(confederation)。但当那个作为政治核心的联邦制欧洲无从建构,我们所有的只能是一个政治上几无共同之处的极简主义的邦联。现有欧洲机构,比如欧盟委员会和欧洲议会,都不是为一个拥有27个成员国的欧洲而设计的。因此我们处于一种混乱状态,欧洲扩张大的同时在倒退。其实仅以接受民主为前提加入欧盟,这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国家主义或主权思潮的妥协。

YS:最常见的思路就是好大喜功。在数字上扩大,在政治上放任,在经济上通用欧罗,这的确是极简啊,单纯功能性的。

PV:以欧罗为赌注的一种说法是,建立一个共同货币区,小于27国,这个被称为“欧罗地”(Euroland)的区域理所当然地会设立政治目标。联邦政治目标曾被认为是欧罗区成功与否的关键。现在,政治目标未能实现,欧罗凸显了作为货币的脆弱性,因为这是没有政治也没有文化支撑的货币。

前面我提到,假如没有全球货币危机,一切都还可能继续。但是全球货币危机先就造成美元困境,而保持美元世界货币地位的策略之一,就是阻止任何货币成为世界储备货币的竞争对手。因此,美元操纵者便充分利用了欧洲的弱点,特别是欧罗这根软肋。

但是,假如有一个真正建构起来的欧洲,类似希腊债务问题的解决会容易得多。希腊债务开始时的数额并不大,只有500亿美元,不算甚么。没能及时解决,现在回头再看,发现了属于文化上的问题。德国人觉得他们正在为懒散的希腊人买单,看起来就像拉封丹著名的寓言故事,勤劳律己的蚂蚁拒绝为散漫享乐的知了买单。接下来我们看到欧罗区的弱化逐步扩大,先是希腊,接着是葡萄牙、西班牙,而后渐渐波及整个南部欧洲。

事实上,值得我们反省的是围绕欧罗这个妥协杂交物发生的各种现象。如果把开始我提到的两个问题联系起来,可以说这既是美国问题,也是欧洲问题,既然它们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区,造成的问题也是世界性的。所有那些大量持有美国国债的国家,首当其冲的是中国,发现自己也同样受到全球性萧条或美元暴跌的威胁。因此,在我看来,我们处于一个历史交汇点,三十五年来世界货币体系建构的基础、华盛顿共识的基础以及此后采取的放任政策,特别是金融全球化的目标,所有这一切在这个交汇点上发生断裂,不可为继。

YS:在这个交汇点上,金融领域的危机与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也像连体人一样同步加剧。

PV:是的。这三个危机有一个共同点,即无度(demesure),古希腊哲人称之为“lubris”。我们在生态方面,在与自然的关系上,在超级生产的所有后果上,都看到了无度的泛滥。气候与生物多样性的恶化都与此相关。

YS:“量”的无度增长欲望是否扼杀了人类对“质”的存在的需求?

PV:不幸言中。当社会共存的目的变成占有(avoir)的角逐时,这种无度便产生了。有一个惊人的数据值得人们注意,1998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公布,每年花费在广告营销上的费用,相当于满足全人类一年基本生存所需的十倍!

YS:广告的目的在于打响知名度并尽可能多地推销。广告宣传力度和费用应当与产品价值相符,怎么能无度到如此失重?中文有“挥霍无度”的说法,网络语言叫“炫富”。人类学研究过原著民的“夸富宴”,那是建构社会关系的一种象征仪式;而今摆阔变成了人的存在方式!产品过剩,广告过剩,购买欲膨胀,对自然剥夺,人类疯了!你说的人类基本生存所需包括哪些方面?

PV:当代人的浪费的确到了疯狂的程度。满足人类基本生存所需的费用包括:消除饥饿,净化饮用水,建立基本的医疗设施以及改善居住条件等各项开支。从上述的失重比例中我们看到了欲望的极端膨胀。而当欲望陷入无止境占有的时候,就会物极必反。以广告为例,广告渲染的都是“存在”(être)的渴望,它重复地向人们鼓吹美、友谊、爱、和平以及安宁等等。广告营销者懂得除了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人还有更高的需求,一种存在(而非占有)的需求。所以他们就玩存在,借广告给人们以幸福、美丽、健康、强壮的允诺。这会化解三重紧张:在自然向度上突出美丽和强壮,在自我向度上强调安宁与内在生活,在与他人的关系上宣称和平、友谊和爱。广告一直在这个价值层面诱惑视听,扮演慰藉者的角色。那么广告的图像轰炸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不只处于一个消费社会,同时我们也生存在一个慰藉社会(sociétés de consolation)。正是那个对我们有效抚慰的经济增长模式,摧毁着自然,激励竞争和敌对,结果我们的世界再也无内心安宁可言。

YS:这真是一个荒谬的悖论,两个完全反向的力被广告的天才设计结合一体,天衣无缝,GDP指数、首富排行榜都是你说的“慰藉社会”的技术手段!被欺骗的大众喜悦地沉浸在虚假广告的海洋中,有钱人在名牌炫耀中感受亢奋和得意,无钱人用山寨货替代不可实现的欲望。

PV:是的,说到要害了。这其实造成了一个“反产出”(contre-productive)的双重现象,这是托尔斯泰小说《伊万•伊里奇之死》中主人公伊里奇的概念。那些获利者最终沮丧和失望,因为他们相信广告,却未能从中获得被允诺的幸福、安宁与美丽,他们于是感到失望;但这时有人就会对他们说,"你感到不满意,那是因为你投入的量不够"。他们的逻辑是加法的,是“总要更多”的逻辑,它被确立起来,就不断地制造出另一极的“总是更少”,也就是说形成一个制造匮乏的人为链条。

我们的世界完全具备满足全人类免受饥饿,获取净水,保障住房的基本条件,但是,过度消费和储存的一极剥夺了另一极生存的资源。无度的一极不只是南北对立中的“北极”(西方国家),而是存在于每个社会中的有产者阶级。于是,双重的不幸被制造出来:一极是物质匮乏的不幸,原因是富有者的无度占有;而无度占有最终造成富有者精神和情感的不幸。这两种不幸相互牵制生成。

巨富者占有比实际需要多得多的财富,人们有时会问:“再拥有一幢新别墅,一艘新游艇,一架新飞机,这又有甚么意义?”我对上述悖论的解释是人类学的:在富人的占有角逐背后,是他们对死亡和孤独的焦虑,财富量的不断增加成为焦虑的一种替代方案。当我们不再直接面对生存压力,我们会在两个根本问题上扪心自问:一个是生存意义,一个是被承认。人们的错觉在于,认为拥有很多钱就能化解对意义和被承认的焦虑,即对孤独的焦虑。占有欲无止境。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仍想拥有更多,因为他正在籍此医治存在的根本性焦虑。欲望在这个过程中变质,人们不再努力从存在的向度实现欲望,而在占有的向度上的角逐,变得贪得无厌。

无度正是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是社会危机和日渐加剧的社会不平等的恶性瘤。当世界上225人所拥有的财富相当于25亿人的财富总和,这就是无度。当世界首富所拥有的财富是世界贫困线标准530美元的5500万倍,这就是无度。这种无度也处于金融危机的核心。当世界上97%的金融交易用于投机而非实体生产或服务,这就是无度。

于是我们走到了无法持续的三重困境当中:生态的不可持续,我们可以用生态方面的各种数据证明;社会的不可持续和金融的不可持续。这后一个是全新的问题,因为现有的支配世界的制度,是金融全球化的体系。在这个领域凸显出不可持续。我还要再加上一点,从长时段来看,这种无度也体现在政治上,20年前政治权力的无度导致了苏联的解体,今天则导致了阿拉伯独裁政权的消亡。

YS:如此而言,中国也是全方位无度,而且这种无度完全失控。

PV:这是全球现象。我们走到全球系统整体不可持续的死胡同。从这点来看,我认为我们进入了一个深层巨变的历史时期。目前要回答的是,如何在这必然产生混乱与倒退的历史时期创造正面积极的因素。

由于危机同时触及到所有领域,因此问题积聚一起,接踵而至。今天是曼谷洪水,明天是伦敦郊区骚乱,中国社会暴动,后天是利用民族主义平息社会冲突,比如以色列政府利用和伊朗的冲突转换国内社会运动视线。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动荡不安的历史时期,充满混乱与倒退的危险,正如众所周知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但与此同时,这场危机也提供给我们机遇,因为它促使我们进入了以往人类对话想象的现场。也就是说,我们身临其境,人类在这里与自身相约,同时,正如爱德加(莫兰)所说,相遇的广度使得人类越来越面对共同的命运,没有任何人能够特立独行。举气候问题为例,大家发现,气候危机触及每一个人,不管他是在北方还是在南方,在东方还是在西方。

这种共同命运也成为全世界行动的契机:为了避免战争寻求和平,消除独裁和寡头专制追求民主,面对不公寻求正义,在生态岌岌可危中保护生态平衡。并且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虽然还是零星的,一个全世界的公民运动,这个运动担负着人类建设的使命,个社会的普通人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并建构一个依赖于地球公民的新型民主治理形式。

YS:你还记得1996年我们在巴塞罗那组织的协力尽责世界联盟的第一届大会吗?从那之后,我觉得有一个我喜欢称之为的“公民宪章运动”的长足扩展。你与戈尔巴乔夫在里昂的人类对话论坛也影响非凡。我们正在推进的中欧社会论坛是这一全球运动的一个华彩篇章。

PV:公民世界一直有长足进展。一些十多年前被完全视为乌托邦的因素,今天正在变成现实世界的关键。事实上,我们处于两种力量的对抗,一种是战争的、经济的、社会的、宗教的,即军事的逻辑;另一种是和平的、民主的和公正的逻辑。

再回头来看欧洲的问题,欧洲聚焦于自身,关注自己的问题,沈湎于对十九和二十世纪上半叶强大欧洲的怀旧当中。这个辉煌的欧洲已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欧洲在地缘政治的支配和对抗中不再掌控强大的力量。但是,假如欧洲能拥有人类相约的视野,假如欧洲能认识到重大的人类困境是人类内在野蛮性的问题,那么地缘政治的一切并不那么重要。

威胁人类的不是外来的蛮人,而是自身内在的野蛮。所以,在这一方面,人类应当从智慧的传统,而非战争的逻辑(无论是经济的、政治的或宗教的)中获得更多的教诲。更何况,欧洲从自身的教训中曾领悟过内在野蛮是多么具有决定性。假如欧洲能将自己置于奉献和服务的逻辑,一种创造力的逻辑,而非支配力的逻辑,那她就可以借着这个自我反省的关键时刻,为人类的重要相逢做出贡献。如此一来,欧洲可以在希望的源泉中自我重建。然而,目前的欧洲正受困于混乱与无能为力感。

YS:转向积极的和创造力的逻辑,或你说的服务和奉献的逻辑,这可不容易,需要在某种程度上与自己拧着干,放弃习惯,放弃支配和占有欲,这怎么可以做到呢?

PV:这完全是人类良知提升的问题。我们在端点上会发现,人类最大的问题在于相互之间爱得不够,人类这个物种并不真正相爱。

YS:其它物种就没有同样的问题吗?

PV:其它物种没这个问题,因为它们没有意识问题,它们只靠吸引或排斥的本能,不会有异他性意识的困惑,也不会知道是处于与他者的敌对关系中还是与其寻求和平。当下人类全体正面对有史以来所有智者都提过的一个古老的哲学问题:基于人的状况我们做什么?一般来说,这不是一个智慧的问题,智慧的提问更多是在个体层面,或在一个特定的文明层面。人类今天是在整体意义上面对这个问题。如你很久以来一直追问的一个问题,即人类意识提升的问题。

人类面临传统智慧的问题,也就是说人类如何能从反思自身状况出发,摆脱内在野蛮的逻辑,提升高境界质量。这不仅仅只是精神境界和智性品质,这也是心灵境界,即我们越来越常说的情商。在这个信息突变,知识爆炸,通信技术的时代,人类的得救的机会在于他是一张思考的网络。然而人类这张思考网络只有当他变得越来越自觉时才能有成就。否则,智性的高品质与情商的低境界之间会出现落差,出现拉伯雷所说的断层:"没有良知的科学不啻于灵魂的废墟。"

为了应对所有这些可能会导致人类自我毁灭的挑战,人类需要致力于提高其良知和改善彼此间的关系。在这里存在着一个难题,就是你长期研究的主题,“跨文化性”(transculturalité),即多样性社会怎样共建一个人类共同体。也就是说,一方面,找出人类大家庭整体的基本共性,不被忽视这些共性的文化相对主义所误导。另一方面,在提出普遍性问题时,不陷入西方中心观和普遍主义的支配意识,如十九和二十世纪形成的那样。

这一共同世界的合力建设最重要的方式是对话,在所有大智慧的传统文化和文明之间展开必要的和开放的对话。

现在需要人类有能力,譬如说,在一个积极的炼金炉中汇聚现代性的精华部分,包括思想解放、心灵自由、民主精神和有别于个人主义的个体性;祛除现代性的糟粕,主要是物化(chosification),而商品化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在对待传统社会时重新采取这种态度:从传统社会中取其精华,如联结(reliance),与自然的联结,与其他人的联结,这是从社会空间设想,与意义联结,体验存在感。但要祛除传统社会的糟粕,因为联结通常会造成依附,在社会关系中的依附会转化成社会控制,在意义层面上的依附会使感觉停留在身份认同和对他者的排斥。同样在与自然的关系层面,依附可能会变成一种原教旨主义的生态观。我相信,这个人类大家庭世界的共建,从根本上要通过必要的、开放的和跨文化的对话才得以展开,在这个积极的解放炼金炉中,获得成功联结,避免在消极的炼金炉中产出物化和依附。

YS:那我们就重新点起炼金炉吧,首先请中华道家张天师当司炉,你就和庄子坐在一边把酒论道。你特别强调了“联结”的概念,爱德加在他的《伦理学》中清晰地把它作为核心概念加以论述 (我已经该书译成中文,今年将有北京三联书店出版)。回到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联结,这个新的“欧洲思想”,会被消极现代化了世界接受吗?

PV:需要坚持鼓吹,欧洲有条件为此做出贡献。她拥有移民历史,这是一种运气,而非威胁。这使欧洲获得了跨文化对话的经验,她可以从自身内部开始实现这一联结。同样,欧洲的老龄化问题,如果我们在量化经济和地缘政治角度思考问题,老龄化就是一个负担;但当我们把老人的记忆、经验和智能作为财富,那老龄化就变成了运气。

如此一来,有能力拥有“长者”而非只是“老者”就成为我们的一种机遇。让我们来重新检视大量的现象,在经济占有和政治控制的支配范式看来它们是弱势的。但是,还有另一种范式——人类建构的范式,它追求觉悟品质、关系品质和生活质量,即世界社会论坛称之为的≪高质量社会目标≫。在这个新范式之下,那些弱势反过来会变成机遇。我们可以借用意大利理论家葛兰西曾说的一句话:“危机的产生,在于旧世界迟迟不肯消失,新世界迟迟不能诞生,在这明暗交替之时会出现魔鬼。”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如果我们转向旧世界,我们会被无力感和恐惧所挟持,并且被越来越高涨的魔鬼的出现所强化;但如果我们转向创造萌动的新世界,它正在诞生,那么,我们就可能看到希望的源泉正汇成川流。

(Bossiere整理 陈晓峰 于硕译 2012年5月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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