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第二届中欧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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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二届中欧论坛于2007年10月4-7日在欧洲举行。46个论坛讨论组,近千名与会代表,分别在欧洲9个国家的23座城市同时拉开帷幕。这是中欧社会之间第一次举行如此重大和开诚布公的全社会对话,它涉及所有社会职业的各个行业和彼此社会共同关心的所有问题。
2. 于硕(人类学者):对话的挑战:如此大幅度论坛,是人类学意义上的仪式上演,既是一次动员、整合的机会,也是一个危机场合。原有的结构不再稳定,原有的“我们”趋向“他者”,原有的标准出现混乱,原有的资本需要整合……大家面临巨大的知识、思想和存在的调整。
3. 于硕(人类学者):“中国的参会者有点民族主义”:中国的参会人或多或少都会有些精神负担,大家都会在内心提醒自己,我代表中国人,要为中国争光。其实我们期待每一个来参参会者,代表你个人,从个人的生活和工作经验出发,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思考中国的问题。
4. 章启月(中国驻比利时大使):中欧之间目前最大的挑战是缺乏相互了解。欧洲一般百姓对中国的了解,甚至还停留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阶段上。从欧方(在中欧论坛大会)提出的几个问题来看,他们甚至不觉得中国是个正常的国家,还问中国愿意遵守国际上公认的准则吗?
5. 保罗•张万亭(前欧盟驻关协大使):欧洲式民主在中国行不通。每个国家应该有自己的民主观念,但有两点必须强调:第一,要尊重人,不能随便把人扔进监狱,专制是应当被取消的;第二,每个国家都可以采取适合自己国家的民主形式。尊重这两条原则就可以了。
6. 保罗•张万亭(前欧盟驻关协大使):中国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富人的快速发展,但对穷人却不是,影响中国未来的是穷人问题。穷人和富人的区别,其实最大的不在于财富,而是获取知识的权利的区别。农民、农民工问题不解决,和谐在中国就是空话。
7. 纪宝成(原人民大学校长):论坛最大的特点在于民间性。有社会各阶层的人,包括官员、学者、工人、农民、学生、妇女、青年。中国正在迅速走向世界,走向世界不仅仅是上层、官员面对世界,仅仅是官员了解是不够的,非常重要的是民众的相互了解。
8. 阮曾媛琪(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主任):社会工作在中国将大有可为,社会工作专业在世界上每个角落都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它的功能,简单讲就是解决社会问题,预防社会问题,还有发展人和社会的潜能。它也是整个社会的开放度,公民社会建立的重要标志。
9. 卡蓝默(法国思想家):城市治理的核心?在过去的50年里,你们最主要的弱点是将有生命力的事物变得机械化,一座城市是有生命力的,不是一个机械装置。你们将城市的角色划分为交通、房屋、办公室、大的区域,但生活不是这样,我们要将一座城市看作是一个生态系统。
10. 卡蓝默(法国思想家):中国的城市让我觉得非常缺少灵魂,很乏味。在这些密集的高楼大厦中,我们很难看到有历史沉淀的存在。一个好的城市,是你进去之后,能马上感受到它的历史厚度。当城市没有了时间切入点,就会变成无时间的空间。
11. 德洛尔(前欧盟主席):我们的论坛为中欧双方开启了一扇大门,当今世界的重要事情就是要学会共同生存,不要让世界置身于危险当中,制造战争、排外、认为自己是超级大国等。共同生存指的不仅仅是经济方面,它包含了道德体系、价值观、文化、家庭、经济、社会问题。
12. 钱宏(中欧社会论坛首席顾问):只有不囿于时间、空间以及思维的局限,进而超越历史和前人的视野,超越当下存在的问题,又同时能够整合历史和前人的智慧、创新时代的精神价值,中国才会真正形成一种大国公民乃至世界公民的文化形态,接受世界人民的检验。
13. 钱宏(中欧社会论坛首席顾问):复兴,远不止是整体经济的强大,更是一种天下大道的文化复兴,是中国人新文化形象的复兴,是崛起的中国处世哲学的复兴。中国应该引领人类超越和整合工商文明的现代主义,率先走向生态文明的共生主义新天地。
14. 黄万盛(哈佛大学燕京学社高级研究员):哈佛一个最好的学生的标准是什么?是有深刻的智慧,有责任感的社会关怀,有强烈的人文意识,能够关怀他人,能够有意识地把自己培养为可以引领社会前进的责任性人物。
15. 黄万盛(哈佛大学燕京学社高级研究员):言论自由的权利是公权,不是我个人的权利,我说出来的话是对他人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的尊重,是要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加美好,所以要求我的言论是有责任的。而不是完全没有责任意识,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其实是腐化言论自由。
16. 黄万盛:我们真正到了一个时代,这个时代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空间,让它存在的问题真正成为全人类的问题,真正成为整个人类的困境,而不再是一个国家,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不仅仅属于某个宗教的形态,没有人可以逃避这个责任。http://baoliao.oeeee.com/zhibo/inde…
17. 任剑涛(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社会的理性协商、成员间的合作意愿、公民的组织成熟程度,是宁静和谐社会的基本标志。而国家权力受到有效限制,权力皈依伏法,心甘情愿地为权利服务,是国家力量的体现。
18. 任剑涛(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疏解怨恨,我们强调要看政府在干什么,而真正有效地解决怨恨问题,需要政府机构、公民组织和公民个体关联地努力。只有在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之间达成积极互动的稳定状态之后,才有可能化解社会怨恨,并使国家持续发展。
19. 孙立平(清华大学教授):工资被拖欠,他想要工资,有什么敏感的?人被强制劳动,丧失人身自由,家属在寻找这些劳工,这有什么敏感的?在我们的社会中,有着太多的诸如此类的所谓敏感禁区,它成为我们能捂就捂的信息控制逻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0. 中西方伦理标准趋于一致:随着全球变暖和资源减少,全球化将不再是竞赛,也不再是威望权力的抗争,而要变成一种合作,需要通过全球性合作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式,目的是更好地解决一个难题,在给人类尤其是最贫穷的人创造更好生活的同时,减轻对生态系统造成的破坏。
21. 吴建民(外交学院原院长):向世界说明中国,让中国融入世界。我们的国家正在崛起,人家有误解,你要反抗、要批评他,但是批评、反抗不是拍桌子,不是大喊大叫,更重要的是讲道理,把中国的真实情况告诉世界,而不是感情用事。
22. 罗卡尔(欧盟委员会前主席,法国前总理):欧洲要真正全球化,对中国有利,发展中国家也要努力,要用团结的态度看全世界。有人说要在欧洲建立堡垒,这不可能,会使生活质量下降。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中国,(欧洲方面)也要自己找原因。
23. 卡蓝默(中欧社会论坛创始人):中欧和欧洲社会共同面临的四个问题:如何向另一种更持久的发展模式过渡,我们的社会是建立在哪些价值和遗产基础之上的,中国和欧洲作为世界的成员在将来如何承担各自的责任,以及如何反思在各种层面上谋求共同利益和管理我们的生活。
24. 卡蓝默(中欧社会论坛创始人):人类本身没有进步,只是技术进步了。对人类情感的追求、对生活意义的追求来说,是不可能进步的。问题是现在的技术并不能让人类找到真正的幸福。没有鸟的春天,还值得留恋吗?现在城市里的春天真的很难看到鸟。这样的生活值得留恋吗?
25. 保罗•张万亭(前欧盟驻关协大使):中欧双边社会间的对话,重要的一点是双方都应注重社会治理。社会治理不应该是从上到下,而应该是从下到上。我们应该利用当今信息技术和沟通渠道,使人人都成为参与世界事务管理的一份子。
26. 4天,23个城市,800多位代表,46个讨论组,第二届中欧论坛被称为有史以来中国和欧洲之间最大规模的“全社会对话”。与第一届相比,此届论坛的参与人员扩大了三倍。对于中欧合作,不仅提出了300多条有价值的建议,还发布了专门的分析报告促进中欧关系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