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录:中欧城镇化合作前景会议 - 中欧社会论坛 - China Europa Forum

实录:中欧城镇化合作前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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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名称:中欧城镇化合作前景

时间:2013年3月31日,9:00-15:00

地点:上海美兰湖国际会议中心会场C

议题:中欧城镇化所面临的问题、中欧城镇化如何应对挑战

实录全文:

上半场
卡兰默致开幕词:向可持续社会转型

卡兰默(Pierre Calame)(中欧社会论坛基金会主席):

各位朋友,我是皮埃尔•卡兰默,中欧社会论坛基金会主席,很高兴在这里致辞。我将为大家介绍今天对话的精神与理念。我演讲的题目是《向可持续社会转型:21 世纪面临的挑战》。

毫无疑问,向可持续社会转型是 21 世纪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转型有四个纬度:第一是构建国际社会,我称之为“人类学变革”,因为我们必须学会如何一起治理世界,必须学会如何共享资源,必须打破国家利益的界限。这是一次深刻的变革,也是中欧社会论坛多年来的使命之一,我们在中欧之间开展全面对话,为的是应对共同挑战;第二是责任变革,也就是说伦理层面的变革,因为我们需要面对我们对他人、对世界其他国家、地区的人产生的影响,从个人意识到全球治理,需要将责任放在我们行动的核心位置;第三是治理变革,我们必须发明一种方法来更好地管理社会,更好地应对复杂多变,从而实现统一性和多样性,这是非常深刻的变革。最后是新型经济模式,目前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因为消费日益增长,总有一天会消耗尽地球上的资源,我们必须要找到一种方法来扭转这一趋势。

城市处在可持续社会转型的最前线。因为传统上讲,国家和大型企业等主体并不能解决新出现的全球挑战。在全球化的新阶段,唯有在城市和全球供应链这两个层面能找到新经济和新凝聚力。尽管是当务之急,转型会非常困难,也会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因为转型意味着要改变我们现有的概念框架和制度,要反思治理的传统智慧,或经济的传统智慧。我们必须做出一个重大的转变,有人称之为范式转变。我们必须重新调整当前运作的模式,这将是非常困难的一个共同努力。另外,转型也是一个多维度的问题,我们不能期待找到一个技术解决方案,或政治解决途径,或社会解决方案,因为我们需要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

那么本次会议的工作内容是什么?很有限,因为我们要面对这么多层面的问题,简短的会议只会像一张购物清单。尽管如此,还是有必要就当前的重要转型找到一些切入点。所以,我们将尽可能地确定这一转型的不同层面,并思考发展前景,思考我们可以借鉴什么经验,从而勾勒我们未来合作伙伴关系的工作计划。感谢大家。

马莉: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城镇化问题

马莉(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事司副巡视员):

女士们、先生们,各位嘉宾上午好。今天在 2013 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期间,中欧城镇化合作前景研讨会顺利召开,在此我代表国家发改委外事司对本次研讨会的召开表示衷心的祝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取得了快速发展,尤其是近十年来,城镇化率以年均 1%以上的速度增加,每年城市新增人口超过 1000 万,到 2012 年底,中国城镇化率达到 52.6%,但是从国际角度看,中国的城镇化率不仅远低于欧美等发达国家水平,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因此,中国的城镇化还存在很大的发展和提升空间。

在推进城市化的过程当中,我们虽然取得了一些经验和成绩,但同时也要看到,中国的城镇化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正如昨天大家在主论坛上听到的那样,中国在城镇化过程当中,进城的农民工并没有享受到和城市市民一样的公共服务,城市增长的方式还是比较粗放的,环境资源的浪费现象还是很严重。城市发展较多地依赖传统的工业制造业,而不是服务业。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城镇化问题,中共十八大报告中七次提到城镇化,而十七大报告中只提到两次。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城镇化如何发展也是人大代表讨论的最重要的议题之一。李克强总理多次论述城镇化问题,强调城镇化要以人为本,形成合理的城市布局形态,要走节约集约、低碳绿色发展的道路。

十八世纪中期英国工业革命之后,欧洲就开始了城镇化发展历程。迄今为止,欧洲积累了丰富的城镇化发展经验。同时在新发展阶段,欧洲也面临着城镇化发展的新挑战。中国是城镇化起步比较晚的国家。虽然在城镇化过程中面临很多问题,但城镇化也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中欧城镇化合作符合中国和欧洲的共同利益。

2012 年 5 月 3 日,李克强和欧盟委员会巴罗佐主席共同签署《中欧城镇化伙伴关系宣言》,目前中欧双方都在为推动中欧城镇化伙伴关系的健康发展做出努力。在中欧城镇化发展与合作的大背景下,中欧城镇化合作前景研讨会在今天召开,本次会议由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和中欧社会论坛主办,得到了欧盟能源司的支持。我相信此次会议一定会为中欧城镇化伙伴关系的健康发展做出贡献。预祝本次研讨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卡兰默(Pierre Calame):

由我来主持第一个环节。首先有请佩德罗•巴雷特罗斯(Pedro Ballesteros)先生,他是欧盟能源司国际关系事务官员,致力于欧洲和中国城市之间的合作,他会给大家讲讲欧洲地方政府是如何协作的。有请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主任邱爱军女士,齐齐哈尔市副市长唐华东先生,中法城市可持续发展合作项目负责人雅克•圣马克(Jacques Saint Marc)先生。

佩德罗•巴雷特罗斯:《欧洲市长公约》经验介绍与中欧合作契机

佩德罗•巴雷特罗斯(Pedro Ballesteros)(欧盟能源司国际关系事务官员):

感谢您的介绍。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早上好。今天我将与诸位分享一些欧洲经验,告诉大家为什么欧洲能为中国城镇化面临的挑战提供一些思路和经验,以及未来的合作前景。

多年来,我在城市和能源可持续性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我曾负责发起欧盟委员会的《欧洲市长公约》计划。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在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各种问题正变得越来越复杂,有那么多的问题出现,我们有梦想,有愿景,但是却不知道如何实现。全球化、市场压力、差异性、环境压力、资源短缺,这些的确很复杂,我想没有任何人能够找到神奇的解决方案。17、18世纪的大智慧时代已经结束了,我们现在需要集体智慧,需要共同合作寻找解决方案。

我们所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之一是气候变化。有关应对气候变化的谈判持续了数年,谈判往往以失败告终,因为在谈判时每个国家都只考虑到自己的经济利益。因此,欧盟单方面决定,我们必须强制减少20%的二氧化碳排放。全球还没有一个大环境,我们不能因为别人不减排,我们就不这样做,因为二氧化碳排放确实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率先做出承诺,做出表率,希望其他国家和地区也能效仿。做出减排承诺意味着需要做很多事情,欧盟很快意识到要实现减排目标,需要地方政府的积极参与,因为大部分能耗来源于住房、建筑物、交通等,需要自下而上采取行动。我当时的职责是负责协调各方关系。

大致说来,我们要通过协作解决复杂的问题,需要协调不同层级政府,需要合作。我们只告诉城市政府:“你们愿意做出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承诺吗?欧盟不出钱,欧盟也不提供其他支持,仅仅是《市长公约》。所说的承诺就是到2020年在上述领域减少20%的二氧化碳减排量。”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很多城市都接受了,并且真的参与进来。

我们在《市长公约》里之所以排除了工业,是因为工业与全球竞争、全球市场有关,因为工业需要具有竞争力,需要考虑其中的所有元素。当一个国家决定专注于工业时,基本上你就决定按照那些产品购买者的意愿来生活。但是,我想请人们想一想自己所在的城市,这个时候你不会马上想到某个工业,而是会想到你们的建筑物、你们的公共空间、城市交通、你的生活方式。不考虑工业,你所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景象。在应对气候变化时,如果考虑工业,就只会想到我们需要具有竞争力,我们不希望看到失业率增加等问题。但如果不考虑工业因素,在谈及气候变化时,想一想你所在城市的楼宇、基础设施、供暖和制冷系统、公共交通或清洁交通,这不关乎全球市场,没有所谓的竞争,全部要考虑的就是你自己,你本土的事情。所有的市长都说,“是的!我想与气候变化作斗争。没错!我想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是的!我希望我所在的城市拥有绿色建筑……” 因为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这是《市长公约》所取得的成效,这是一种更容易让公众参与的方式。截至目前,48 个国家的 4800 个城市签署了《市长公约》,其中既有伦敦城等富有的城市,也有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这样不富裕的城市,但它们都秉持相同的信念,拥有共同的目标:都希望自己的市民能住上质量有保障的房屋,有尊严地生活,居住在清洁的环境里,不希望那些污染空气、水源、土壤的工业继续存在。不要跟我谈世界,世界太大了,而是想一想我脚下的土地,我的家人,我所在的地区……然后我将采取行动开始减排、应对气候变化……这正是《市长公约》的精神所在。

我认为这是值得分享的经验。试想一下,在中国,人们走在环境优美、空气清新的街道上,彼此微笑、互相关心,在公共空间里休闲,有工作机会,住房质量有保障。这是我最希望在中国看到的景象,欧洲愿意和中国合作去实现这一目标。告诉我,你们关心中国生产Iphone或类似的商品吗?当然不,你们生产的是竞争力,在这方面我们是竞争关系。然而,你们关切的是中国城市是否空气好、饮用的水是否清洁、废物是否回收、住房是否好……,是的,这才是真正的,也是我想要的。除此之外,我们所希望的,那就是你们减少对能源、石油和很多其他东西的需求。正是在这些方面我们可以分享经验。

所以,就像卡兰默所说,我们在城市化方面拥有长期的经验,无论是好的或是负面的东西。我不想作任何价值的判断,今天我来到这里,就是想告诉大家,欧洲的城市愿意与你们分享他们的经验。进入一种模式是简单的,但寻找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中国城镇化进程中面临的问题,可以看作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但不应该以宏观经济的角度和这种自上而下的方法去看,而是用多一点的关爱。如果我们看到城市化是人们走到一起的梦想,那么城镇化就是人们在合适的条件、良好的背景和清洁事务方面走到一起。我想这是我们能够一起做的最好事情。我们在一些城市已经这么做了,我们对一些真正重要事情的指数给予了重视,比如多少天你是感到幸福的?多少人走在大街上是微笑的?城市为孩子们提供了多少机会?这些都是重要的事情。在这一方面,我们拥有一些经验并愿意和你们一起分享,一起发展、一起深入讨论。谢谢大家!

邱爱军:中国城镇化的特征、挑战及建议

邱爱军(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主任):

尊敬的马莉司长,尊敬的卡兰默先生,各位来宾,大家上午好。我很高兴有机会来参加今天的论坛。刚刚佩德罗•巴雷特罗斯先生说,他想看到走在城市的街道上,人们是不是微笑着,是不是在享受着清洁的空气,是不是感觉非常好,是不是喜欢这个城市。我想这可能是中国梦当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是我们的目标和前景。

2012 年,我们在发改委规划司的领导下,在亚洲开发银行的资助下做了题为《中国城镇化:特征、挑战及建议》的报告,今天在这里与大家分享。

首先,中国城镇化有哪些和世界其他地方不同?首先中国城镇化的速度较快。从这张图大家可以看到中国城镇化率的变化情况,1978 年之前是一个增长、反复,甚至有一段时间回落,78 年之后才开始慢慢地增长,速度越来越快,与世界的差距不断缩小。从 1975 年到 2010 年,中国城镇化水平与世界城镇化平均水平差距从 19%左右降到 1%左右。与此同时,我们还注意到中国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发展的状况不尽相同。

首先是区域经济效益差异较大。我们用人口比重,GDP 比重和土地面积比重三个指标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差异很大。我们用三张图介绍三个不同的地区。因为东北比较特殊,所以单列出来,因为新中国建立初期,在东北投入了比较多的大型工业项目,所以东北地区的城市化率是比较高的,和东中西部比较有一些不同。第二是人口教育结构的区域差异较大。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少数民族地区有一定的特殊性,在比较的时候不要过多地强调这一差异。总体来看,东部地区的受教育程度要更高,而西部地区要低。这两幅图一个是大专以上学历人口的比重,一个是文盲率的比重,表现出的区域差异是非常大的。因为受教育程度决定了人力资本的状况,也决定了未来产业的发展。

第三,刚才马莉司长也提到城镇化率,很多学者说城镇化率看似 52.6%,但实际上到底是多少呢?也就是昨天提到的如何提高城镇化的质量,而质量中最主要的是让流动人口真正地享受和城市人同样的服务,这是核心点。

报告当中可以看到流动人口占城市人口的比重较大。每个红点代表一万人,从密集度上就可以看到流动人口主要在哪些地区,提高城镇化的质量重点应该放在哪些地方。

另外,人口区域分布的差异较大,我们用常住人口密度分布图和常住人口年均增长率空间示意图来分析。大家可以看到东部沿海地区人口分布密集程度远高于中西部地区。2010 年,东部地区常住人口密度为 553 人/平方公里,分别是东北地区的 3.98 倍(139 人/平方公里)、中部地区的 1.59 倍(347 人/平方公里)和西部地区的 10.43 倍(53 人/平方公里)。2000 年到 2010 的十年间,除个别省份如重庆、四川、贵州和安徽、湖北、甘肃等省份的常住人口总量略有减少外,整体上呈现增长的态势,尤以北京、上海、辽宁、天津、广东五地的人口年均增长率最高,分别为 3.56%、3.24%、3.22%、2.60%和 1.90%

当然也有一个新的倾向,随着相关政策的变化,以及中西部地区一些支持政策的出台,出现了流动人口返回中西部的倾向,但是还没有确切的数据。根据我们的调研来看,中西部地区自身产业发展起来之后,人们开始重新衡量到底是在家乡就业还是到东部地区就业,因为这时不能只比较工资,工资是一个重要的指标,但是还要考虑来回的成本。刚才卡兰默先生和巴雷特罗斯先生都提到时间、交通成本,孩子,家人等因素,家人希望和你在一起,而不是两地。在新形势下,我们还要对这个问题做进一步研究。

城镇化过程当中,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人口问题。从这个图可以看到,2010 年按常住人口统计的城镇化率是 49.95%,但非农户籍人口占的比重只有 34.17%。这中间的差异可能是有的学者提到的被城镇化或是半城镇化。在十二五以及更长时间里,我们关注的重点会在这一部分。

第二个挑战是“差异化”的公共服务。我们以前更多地强调农民工,这里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农民工,一部分是城镇间流动人口。城镇间流动人口是什么概念?打个比方我原来在上海或深圳工作,但是现在流动到北京了,没有北京户口,孩子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等等,还有一些其他障碍,这个称之为城市间流动人口,这也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另外,在农民工群体里我们更加关注的是新生代农民工。这些年轻人还被称之为农民工,但是实际上跟过去的农民工相比,农民色彩就更小了。他们不会种地,在户口所在地也没有土地,因为分地的时候,他们可能还没有出生,所以没有土地。此外,他们不会种地,从小可能就跟着父母到了城市,熟悉的生活方式是城市生活方式,这部分人群更需要我们的关注。

第三个挑战是城乡建设用地利用粗放的问题。这里的一些数据表明,在过去的一些年里,城乡土地的利用不是那么集约。在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一点,城镇人均建设用地超过国家规定标准,农村人口大量减少,但农村建设用地总量不减反增。主要原因是出现了两头占地的情况,因为未来是不确定的,比方说我现在在上海打工,也许将来有一天要回到我的家乡。从我们的调研来看,这样的情况比较普遍,在外打工的流动人口在家乡还会修一所房子,还会不断翻新。于是就出现了一个景象:在城里一家人挤在鸟笼一样的地方,条件很差,而在农村却拥有很大的房子,但由于没人住,常年处于空置状态,老鼠常常出没。这实际上是一种资源的浪费。

我想提醒外国朋友注意的是第四个挑战,那就是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机会不均等。中国城市的行政等级不同,各级城市的权力不同,土地扩张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镇属于县管辖,县由地级市管辖。行政体系越高,城市可支配的资源越多。由此造成的后果是,城市越来越漂亮,但是下面的镇可支配的财力很低。我去过山西的县级市孝义市,下属一个镇的焦炭产业非常强,但是路凹凸不平、非常差,在这样的体制下,镇里没有办法筹集资金修路,而孝义县已经成为了全国的百强县。另外一个例子是浙江的是杨汛桥镇,在全国两万个镇当中排到第七位,一个镇有七八家的上市公司,产业非常强,但是污染特别严重,也没有发展空间。本地企业家都搬到绍兴市去了,之前绍兴经济没有那么好,但是因为下面的这些县非常强,现在变得非常漂亮。当然这也是我们面临的挑战,未来要做一些改革。

最后,我们针对中国城镇化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提出了一些思考和建议。一是要提高城镇化的质量,关注流动人口和农民工,另外一个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市长们都讲,我的土地财政不可持续了,我到哪里去找钱?另外我们又听到说政府不能用私营资本,因为太贵了。如何把私营资本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结合起来,使钱可以用得起?对此,我们也做了相关研究,提出建立“私人部门参与公共服务的投资机制”,有了这样一个机制,城市和政府才会有可持续的渠道保证城市基础设施的发展和建设。

另外一个是城市公共服务的需求。城市人口的公共服务水平要高于流动人口的水平,我们不是要把高的部分压低,而要提高低的部分,这就意味着更多的支出。接下来要关注的重点是,去哪里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提供这笔支出。在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方面,最重要的是建立城乡一体,逐步实现户籍与城镇福利体系脱钩,使城乡福利制度更加一体化。另外还要减少行政等级对资源配置的干预,尤其是如何使不同等级之间的城市和镇能够合理利用、优化资源配置。

第三,我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打破行政区划的界限。重点是跨区域的基础设施如何建设和使用。

欧盟有很多好的经验,比方说欧盟结构基金(EU Structural Funds)在欧盟不同国家之间、不同城市之间提供共享的基础设施。这样的经验对我们非常有益。最后是要加大对中小城市的扶持力度,上周 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刚刚发布了一个报告,OECD 对中国的城镇化有很多研究,去年联合国也发布了一个城镇化的研究,报告得出的共同点是大城市机会更多,增长更快。欧洲中小城镇发展得很快,有很多很好的经验值得借鉴。中国有 2 万个左右的小城镇,也有很多知识分享和经验介绍。我想这应该是中欧城镇化合作的一个重要方面。

卡兰默:城镇化可以借鉴的国际经验

卡兰默(Pierre Calame)(中欧社会论坛基金会主席):

我想和大家简单分享一些国际经验。众所周知,自 1992 年地球峰会之后,很多城市网络在向可持续社会转型方面开始合作,刚才佩德罗也谈到了《欧洲市长公约》,这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其实我们在长征路上才刚刚起步。我们需要这些网络的共同努力并加强彼此经验交流,虽然已经有很多分享经验的机会,但还远远不够,这正是中欧城镇化伙伴关系面临的挑战。虽然我们刚刚起步,但也能总结出一些经验,比如有哪些重要的维度,我们面临着哪些障碍等。我在这里和大家分享。

-  要理解城市代谢,并对之影响和封闭循环承担责任。实际上,城市并不知道自身是如何运作的,对能源、信息和资金流动,以及进入城市的物料如何在当地转化等都知之甚少。当你观察欧洲的消费方式,你们不难看出欧洲更多地关注在住房或交通的直接耗能的消费,却对其中的生态工作循环不甚了解,不知道什么是自然资源,什么是你所购买的商品在生产、运输、分销过程中所消耗了的能源。因此,第一个经验是,我们要多加了解城市机能,要有新型的制度管理,要进行更多的探索才能真正了解城市代谢过程,否则我们只能停留在表面。

-  城镇化不能停留在政治层面,需要联合所有利益相关者。所有成功的经验表明,只有公众真正意识到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真正参与其中,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如果走自上而下的进程,那就没有前途,当然你们可能会建设良好的住房、交通,但会遇到老百姓的阻力。你必须看到不断增长的意识和社会的许多创新举措,你的任务就是协调并整合它们。这是全社会的努力,不只是政府、企业的事情。

-  治理不能停留在一个层面,没有任何一个问题是能够在一个层面上解决的。不幸的是,传统的治理模式总是要知道谁在做什么,也就是定义每个层级的独家实施能力。然而,这种方式已经不可行了。现在的挑战是要发明一种新的多层次治理模式,这就像欧洲地区委员会在其《白皮书》中所描述的 - 我们呼吁多层次治理。现在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在不同层级相互协作。如果你考虑到能源,考虑到社会凝聚力,如果你考虑到所有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问题,那么你就会发现你需要联合所有层级的努力。请相信,这是治理模式的一个大转型,也就是以更多的多样性达到最大的同一性。

-  走近多方利益相关者,你就会明白,共同财富不能仅靠公共服务部门来创造。共同财富是共同建设的结果,因此今天需要就共同责任做出定义。有一个例子能很好地佐证这一点,现在的孩子们非常清楚当前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存在问题,他们想做有责任的一代,但他们既不是地方政府代表,也不是教育系统代表,他们只代表自己。只有当你可以定义孩子与他们要承担的责任、教育系统和地方当局之间的共同责任,那么你就能够做出进步的惊人之举。

-  如果你想设计可持续发展城市,但不具有可持续供应链,那么你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我们依赖的仍是不可持续的消费模式。因此,未来的制度管理既需要考虑可持续城市,也需要考虑可持续全球供应链。

-  建立能源和不可再生资源的合理治理机制。现在我们要调整各种规章制度,因为它们不再适用于不同类别的商品与服务。因此,需要在社会、体制和政治方面进行重大创新,发明一种新的治理机制。大家已经数次提到中国在水、能源和不可再生资源方面存在严重的问题。你会看到,未来十年,货币概念本身会发生巨大的变化。现在我们正处在发明新治理机制的前夕。

-  要理解不可逆转的长远决策。昨天大会上很多发言人也提到了这一点。一旦你认同城市扩张,一旦你认同为汽车建设大型基础设施,那么它的寿命就应该是 100 年。比如在欧洲,每年的新住房量只占 1%。想象一下,如果惯性地要转变我们过去几十年修建的东西,这非常难以做到。今天当你做出一个决策,这就牵涉到未来 50 年的可持续性问题。这正是目前欧洲城市所面临的矛盾,因为,一方面,欧洲人确实想向可持续社会转型,另一方面却涉及到在六、七十年代已经制定的政策,很难走回头路。城市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看看所有取得成功的城市,经验表明他们都克服了政党之间的分歧,因为要真正地朝可持续性发展,这需要 10 到 15 年的战略。所以,如果每次政治领导层更替就引发战略的改变,那么是不可能向前发展的,实际上这对民主本身就是一个挑战。

-  制定城市与城市规划新愿景。我们和你们对城市概念往往都用一种机械视野看待,当你们从街上走过的时候都可以看到这一点。我们应该把城市作为一个生态系统、复杂的系统、生物系统来设计。我们需要明确区分战略与规划。规划是僵化的,沉重的,机械性的,如果能因地制宜,灵活地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那么你就能够改变你的模式。

-  最后,要在新愿景中融合技术进步。技术进步有利于智慧城市发展。可以利用新技术管理城市交通、热能分配。但这还不够,变革还需要新愿景辅以新技术才能实现。

谢谢!

唐华东:中国城市化或可跳过工业化过程进入生态经济

唐华东(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副市长):

感谢主持人,非常高兴来到这里和大家一起探讨城市化过程中的相关问题。昨天听了一天的会,感受比较深的就是城市化过程是一个自然演变的过程还是一个主动推进的过程?有一位发言者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认为是一个自然演变的过程。我觉得是两个方面都有:自然演变有它的发展规律,城市化、城镇化有它的自然规律,同时人类可以利用这个规律主动推动城镇化。

卡兰默先生提出要创造一个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我的思考是,从原始社会到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到现代社会,究竟这个过程是必然的还是可以跳跃的?今天城市化的发展必然要经过工业化的过程吗?能不能从农业社会走向生态文明社会呢?有些地方已经进行了探索,叫生态经济的发展,既可以推进经济发展,又可以带来生态的好处。我去过贵州黔西南的一个县,那个地方属于喀斯特地貌地区,石头特别多,只长草不长庄稼,当地人创造了一种模式:种草——养肉羊。人们在这个产业链上得到了实惠,农民致富了,城市也发展了。我还去过山东的一个小山村,森林覆盖率超过 90%,以前是一个穷山村,后来因为发展生态旅游变富了。

我来自齐齐哈尔,任齐齐哈尔副市长,主要负责城市发展各个方面的情况。齐齐哈尔是中国北方的一个生态城市,有“一达二老三大”的特征。一达指的是,它是中国唯一一个用达斡尔语命名的城市。二老有两层含义:一老指,齐齐哈尔是中国唯一,全世界第 15 个国际老年人友好城市,在我们那里,老年人都是微笑着过的;还有一老指,齐齐哈尔是历史悠久的城市,距今已经有 7000 多年的历史。另外,第一大是指有大农业,齐齐哈尔幅员辽阔,占地 4.2 万平方公里,比台湾岛还要大,是江苏省的一半,其中有 3500 万亩的耕地,每年生产近 300 亿斤粮食,保证了国家粮食安全。第二大是大装备制造业,东北地区最早在一五二五时期就装备了重工业,78 年以前的工业化水平相当高。改革开放之后,仍然是一个大装备工业的城市。第三大是大生态,拥有 2100 平方公里大湿地,为城市提供良好的空气和水质。我们还有札龙自然保护区,世界上野生丹顶鹤不多了,齐齐哈尔占了 1/5,因此也被称为鹤城。丹顶鹤是长寿鸟,最长年龄可达 87 岁,看到丹顶鹤就能健康长寿,所以也希望大家去看看,同时也是爱情忠贞鸟,奉行一夫一妻制,所以也欢迎大家去看看,看了丹顶鹤就可以幸福美满。

齐齐哈尔城镇化率比全国比率稍微偏低一点,2012 年的城镇化率是 46.6%,这主要是因为人口稀少,又是以大农业为主。我们市的农民非常幸福,农业人口人均土地 10 亩,无需缴纳农业税,黑土地收成好,每年农产品价格都在上涨,所以农民相当富裕,为进城提供了非常好的条件。

齐齐哈尔在推进城镇化方面,制订了一个方略六项措施。一个方略是三化联动,城市化、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具体有六项措施,一个是中心城市再建设,扩展新城区,改造老城区;第二是卫星城市建设,县城是中心城区的卫星城,同时也是周边小城镇的母城;第三是小城镇,我们要推进具有特色的小城镇建设,比如靠近札龙自然保护区就搞生态旅游;第四是产业支撑,引入大企业和大的绿色产业,推动整个城市化进程。我们利用当地农产品资源开发的优势引入了中粮集团、恰恰集团,同时为提升医药产业和新能源产业也引入了龙华新能源汽车和中鸿医药,充分调动了就业;第五是发展农村合作社,因为土地多人口少,所以我们具备非常好的条件发展规模经营,农村合作社发展得很好,带动了城市发展;最后是各种保障措施。要大力发展教育,吸引农民带子女进城,让子女到城里上学。另外,我认为齐齐哈尔是最早可以放开户籍的城市,因为农民有钱,有消费能力,不会成为城市的累赘,是城市发展的动力,所以放开了不会产生问题。

再次邀请大家去齐齐哈尔去做客,谢谢大家。

雅克•圣马克:城市治理的再思考:一种城市的新意识形态雅克•圣马克

(Jacques Saint Marc)(中法城市可持续发展合作项目负责人):

大家好。我是中法城市可持续发展合作项目负责人。很多人都讲了以新的方式发展新的城镇化,我就不再重复这方面的内容了。

我们直接来看一看主要的问题 - 世界人口。1800 年,全世界只有 10 亿人,现在我们有 70 亿,再过 20 年会达到 90 亿。人口增加对土地使用造成了很大压力。人们大量涌向城市,到 2050 年,全世界 60%的人口可能都住在城市。所以,城市设计者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城市还是城镇化(cities or urbanization)?两者的含义是不同的。在这方面我们要考虑到人口的密度,中国住建部副部长说每平方公里是一万人,要考虑步行范围所能达及的日常服务。当然还要考虑到交通系统。

法国中东部的一些城市正在开发新的发展模式。比如里昂,里昂市区有 100 万人口,里昂大区有 300 万人口,从这幅图可以看到大里昂区的范围,你需要知道如此大的一个区域要怎么来发展。几年前,法国大城市有很多这样的房子,当时是私家车主导了城市发展,城市是为私家车而设计的,占用了很多土地和能源。下面这幅图是城市机动化率的变化,大家可以看到,这是 1982 年的情况,8 年过后汽车拥有量增加了,几年之后,随着城市化进程,汽车的数量更是急剧增长。

里昂周边的小城镇,每个家庭平均至少有一辆车。这幅图是 2030 年大里昂区的区域总体规划图,以里昂为中心,周边有很多中小城镇。在这里我举两个例子,系统安排城市项目,在城市内部建设新区,比如在河边建设。以前,这条河旁边有很多的交通,现在这里变得像上海外滩一样。公共交通从这边进来,所有设施都是集中在这个区域。

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城镇化才能享有高品质生活和高质量空气呢?这是在巴西利亚。这是中国的宁夏银川城市总体规划图,这边是老城区,这边是新城区。这个旧城区,大家可以看到人来人往,人气足,这个是新城区,虽然楼房可能非常舒适,但是从这里到另外一个服务区域的话,需要开车或者乘公交车才可以到达,这需要消耗大量的时间和能源。这是昨天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尹稚送我的一幅字:节能、减排、绿色、低碳。

谢谢大家!

卡兰默(Pierre Calame):

因时间关系,我简要总结一下。首先我们需要集体智慧,形成合力,因为个人或单个城市是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的,只有合作才是出路;第二,关于产业竞争,如果说没有新的国际规则,就不会有可持续的全球供应链,也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全球和地区是紧密相联的;第三,同在一个地球幸福地生活,达到双赢,这是范式转变的核心;第四,就像邱女士说的,可持续还蕴含着社会公义、生态和谐等。回归过去很难,所以我们要展望未来,尽快找到新的发展模式。谢谢大家!

佩德罗•巴雷特罗斯(Pedro Ballesteros):

接下来我们开始上午第二场的讨论。我们的第一位发言者是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城市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城市社会学研究会副会长章仁彪先生,有请章先生。

章仁彪:变迁与重构——新的空间观

章仁彪(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城市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城市社会学研究会副会长):

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我今天跟大家交流的题目是《变迁与重构:新的空间观》。最近有一个热门词,那就是中国梦。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生态文明”与“美丽中国”的提出,这就涉及到生产空间的集约高效,生活空间的宜居适度,以及生态空间的山明水秀,其中最核心的是生活,生产是为了生活更美好,保护生态也是为了生活更美好。这可能是我们共同的世界梦。

我是 1998 年开始研究城市的,当时上海提出的口号是建管并重,我们只能讨论物理空间,但城市的管理绝不只是物理空间。刚刚邱爱军主任已经对城镇化做了很全面的介绍,那么城镇化到底是都市化还是城市化?在中国,城市和城镇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中国从十七大讲城市化到十八大又回归讲城镇化。传统的城镇化概念是以集聚为标志的,人口的转移是一种集聚,但在新的城市化过程中,中国必须要关注质的问题。城市文明向乡村辐射,广大农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这是新型城镇化的意义所在。所以,城市化不应该是消灭乡村的运动,也不应该是简单地把农业土地变成城镇土地的问题。当然还有城镇化带来的同质化的乡村社会和异质化的城市社会的心理变迁。

中国城市化的特色是什么呢?一是二元结构;二是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压力;三是征地动迁,因为中国的土地是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动迁容易引发种种社会矛盾;四是出现新的挑战,包括低碳问题、环保问题和资源节约问题等。高速和规模,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分离,区域发展的差距,城市特色的消失,中小城镇的土地浪费,发达城市的土地紧张,小城镇数量增长但城市化水平仍然很低,行政体制的干扰和影响等均是中国城镇化面临的问题。

上海代表在今年两会期间特别提出了要注重规律。首先城镇化不能遍地开花,到处建新城;其实城市化也不能千城一面;第三城市化也不能简单地房地产化;第四城镇化并不是简单的换一个户口。有人提出城镇化有三个问题,第一人往那里去,第二钱从哪里来,第三土地如何使用。

土地的城镇化是否等于人的城镇化?大城市有就业吸引力、人口的接纳力,但是资源有限,缺少基础的存在力,而小城镇有人口的存在力,但是缺乏就业的吸引力,这也是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

回到世博会的口号,怎么样让城市更美好,这个概念出于政治学。亚里士多德说,城邦的形成源于人类生活的发展,而其实际的存在却是为了优良的生活(编者注:“人们为了生存而来到城市,为了生活得更加美好而居留于城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

我再提几个关于城市发展的简单观点,第一是城市发展定位问题,第二是居住隔离。作为社会科学研究者,我特别关注这个问题,进了城的人是不是享受市民待遇,农民工从短暂的过渡名称似乎成了永恒的身份象征,这是值得我们深度考虑的问题。这涉及到城市的聚居问题,英国撒切尔夫人时期在公共管理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遇到了很大问题。当年巴黎为了解决大批阿拉伯移民构筑了新城模式,现如今我们把大量的低收入人口扩展到外环的边上,但上海会不会遭遇巴黎的骚乱?欧洲有文化冲突,中国有籍贯问题。

现代城市化发展有三个基本原则。首先在物理-地理空间中,我们要超越技术中心,回归以人为本。二是经济-政治空间,我们要扬弃消费主义,实现可持续发展。第三是文化-心理空间,我们要化解文化冲突,才可以和解城乡问题。我们的城市化应该是城乡协调、和而不同、人化自然、诗意栖居。这需要我们从现在开始努力,从每个人自身努力,谢谢大家。

佩德罗•巴雷特罗斯(Pedro Ballesteros):

谢谢章仁彪先生。接下来我们有请欧洲新镇平台主任帕斯卡琳•加柏莉(Pascaline Gaborit)女士发言。

帕斯卡琳•加柏莉:新城镇与新区建设需考量的因素帕斯卡琳•加柏莉

(Pascaline Gaborit)(欧洲新镇平台/ENTP 主任):

大家好!我非常高兴参加这个论坛。城镇化的挑战巨大。一方面,城镇化过程提高了居民的生活水平,为他们提供了更好的工作、住房条件和休闲环境,但同时也产生了严重的“城市病”,如房价上涨,交通拥堵、生活成本增加、公共安全问题、城市扩张,以及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

在此背景下,一些决策者决定建设新城镇或新区,他们想通过建设新区实现平衡,为市民提供良好的环境。然而,从零开始造新城镇或新区有时只是决策者和城市规划师的梦想,因为可能会导致新问题的出现,可能到头来造了一些鬼城、空城、睡城。

一方面是城镇化的快速、大规模发展,另一方面是水资源短缺、自然资源匮乏等问题,因此建设新城镇是大的决策。这一决策代价也是昂贵的,因为这一过程会消耗大量的资源,水,还会对地区产生影响。比如,昨天世界经济论坛中国区执行董事施力伟先生就谈到,当你修建一条公路,它的寿命可能上千年,同样当你建设一个地标性建筑,它的寿命将是几个世纪,但一座新楼呢?楼房的寿命是多长呢?我们是要用混凝土建寿命长的楼,还是使用生态材料造寿命比较短的楼?在这方面,专家们也是众说纷纭,难以达成一致。因此,需要因地制宜找到适合自己的解决方案。

今天与大家分享新城镇经验是因为我在欧洲新镇平台(ENTP)工作,欧洲的新城镇大多建于 40-60 年前。当时,这些新城镇作为试点城市而建,由政府主导很快就建起来了。一开始,是以汽车为中心而建,马路宽阔,但没有多少公共交通。因为当时深受“花园城市”理论的影响,城镇密度并不高。但时代在变迁,几十年过后,他们开始修建公共交通网络,开始考虑老龄化人口的需求,经济因素等。

在建设新城镇和新区方面,我们梳理了一些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首先是就业,因为新城镇和新区不只是修新房建新楼,重要的是能创造多少就业机会。衡量指标是住房与就业比(Housing-job ratio),也就是说,每新建一套住房,需要相应新增一个工作机会。但这依旧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建设一个新区,靠什么样的经济来支撑?如果引进大型工业,那么会有污染、土地使用问题,还有零售、文化生活、高科技产业等等,这对地方政府来说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其次是建筑物的维护。第三要考虑社会的变化,比如老龄化问题,就需要考虑在建筑物内安装电梯,方便老人进出,提供公共服务,学校、便捷的交通系统。最后还要防止投机行为,以防新城镇成为空城,也就是说,当一座新城镇建立起来的时候,会吸引大量投资者购买楼房,然后等待房价的上涨,实际上这样就造成楼房的空置,并没能为当地居民创造良好生活环境。我们经常在思考什么是成功的城市、城镇?其实只有生活在其中的居民才能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只有他们才知道城市是否宜居,是否享有足够的服务。另外,还有生态社区的问题,这和规模有关。在欧洲,当我们尝试建设生态社区时,我们往往考虑较小的规模,而不是大的发展规模。要真正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这在欧洲也是一个挑战。

目前我们欧洲新镇平台开展了 EAST 项目,即欧亚可持续城镇项目,比如欧洲城市巴塞尔顿和印度城市娜雅赖布尔的合作项目,比如我们在中国青浦、宝山的城镇合作项目。我们讨论过什么是这些新开发城镇的可持续发展关键因素,我们找出了其中的一些要素,如教育、环境、清洁交通、城市扩张、无污染行业以及非常重要的长期风险分析。我们提倡综合远景规划,正如圣马克先生提到的,在规划的时候就要综合考虑所有因素。

最后我的结论是,没有建造新城镇或新区的神奇配方,每一个解决方案都是不同的,没有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出路。相反,我们需要思考以下问题:如何促进新的环保城市和地区?如何解决社会凝聚力问题?如何解决城市里的经济问题?如何应对城市管理和治理的问题?谢谢大家!

佩德罗•巴雷特罗斯(Pedro Ballesteros):

谢谢帕斯卡琳•加柏莉,接下来的一位发言者是同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张俊。

张俊:公共空间休闲与社区建设/空间重塑和社会再造

张俊(同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大家好,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交流作为一个城市生活者和观察者的一些思考。我的发言题目是《公共空间休闲与社区建设》。

城市化以后,社区存在吗?学界有不同的争论。社区研究在西方有三种主要观点:一种认为城市化以后社区会消失,称为社区消失论(Community Lost),代表人物是沃思。第二种是社区存在论(Community Saved)。第三种观点认为,城市的社区既没有消失,也不是以传统的社区存在,即社区解放论(community liberated),比如网络社区,大家实际上是突破了空间的限制而存在的。

在城镇化过程中,中国城镇的细胞——社区应该尤其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城市管理向市场化转型过程中,城市社区应该如何发展?以前是单位建社区,现在从单位制向居委会转化。以前目的是控制,而现在是为社会服务。上海社区已经建起了“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和四级网络”的模式。这为我们的社会服务提供了很好的支撑,但目前大家普遍认为社区还是以行政方式在建,政府力量在建社区,而基于老百姓的社区组织没有充分发挥起来。那么中国城市中到底有没有社区呢?目前上海的平均寿命是 80 多岁,平均退休年龄不到 60 岁。

从退休到去世还有 25-30 年的时间要在社区当中度过。这么长的时间如何在社区度过?

中国城市的人口密度在增加,而居民的居住空间十分有限,缺乏公共空间,面临的是家庭的小型化,空巢家庭和独居老人的增加。大多数居民退休之后不再属于单位,要重新回归社区,需要空间作为载体,如何找到载体?老百姓有很多创造,这是上海居民在公共空间活动的一些常见场景,有唱歌的,有跳舞的。

老百姓为什么需要这样的自然空间?我们做了一些实地调查,事实证明主要是对绿地和开敞空间的需求。中国的城市是高密度的,普通老百姓在家里没有过多的绿化空间,也没有办法在家里和朋友交流。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提出了空间重塑和社会再造。因为中国城市的现代社区一方面存在行政化倾向,缺少培育社区的基本公共空间和社会机制,另一方面老百姓又有对公共空间的需求。

所以,我们提出可否基于公共空间的特色形成具有地域根治性的社会网络,以推动社会发展?

讲一个成功的案例。这个案例位于上海五角场附近,在复旦大学和财经大学旁边的创智天地。周边是老社区,缺乏公共空间,社区的社会组织要发育需要空间载体,而创智这个新办公空间又恰恰缺乏人气,创智天地就在其办公空间建设了一块公共空间供市民使用。这是创智天地本身的空间环境,环境很好,而周边小区沿街摆摊的非常多,空间非常密集。现在在办公空间内设置公共空间的做法弥补了老社区缺乏开敞空间的问题,成为了一个提供社会交往、安全健康的空间。这样以公共空间为纽带的社区是有生命力的。

佩德罗•巴雷特罗斯(Pedro Ballesteros):

接下来我们有请这场的最后一位发言人莫里休•马亚尼发言。

莫里休•马亚尼、檀学文:城市可持续食品供应链与中欧合作实例

莫里休•马亚尼(Maurizio Mariani)(意大利 Risteco 联盟主席):

大家上午好!我的演讲题目是《城市饮食城市平台 – 中国和欧洲面临的食品挑战》。首先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没有智慧的食品政策,智慧城市存在吗?

我们和中国的一些组织和研究机构的对话是从 2007 年就开始了,至今已有近 7 年的合作时间,我们的目标是在中国和欧洲建立可持续食品供应链,同时分享彼此的经验。

大家先看几个关键事实和数据,了解一下食品供应链是多么庞大,对城市来说多么重要。在欧洲,每天都有很多人选择外出吃饭,而且频率越来越高。当我们在外面吃饭,一顿饭就比在家里吃多产生250克的垃圾。仅仅食品领域,我们产生的 1200 万吨垃圾造成了相当于 2300 万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食品消费增长随处可见。针对这一现象,我们提出了食品价值链的愿景,旨在减少整个供应链的温室气体排放,我们讨论了食品供应链的生命周期评估,我们需要减少对水和能源的需求,使食品体系更多地依赖时令蔬菜提供植物蛋白,减少肉类消耗,这需要改变人们的文化观念。上述这几个关键点构成了新食品范式(a new food paradigm)的基础,强调更可持续、更包容的食品供应链,使食品价值回归粮食和食品本身以及生产粮食、食品的人。

接下来大家看一组欧洲的实验数据,在方案 A 中,每顿饭产生 4.63 公斤二氧化碳当量,而方案 B 中,每顿饭则产生 6.91 公斤二氧化碳当量。这只是从物流角度产生的差异。方案 A 中的食材分别来自 100 公里(25%)、500 公里(25%)、1000 公里(25%)以及 1500 公里(25%)之外的地方,而方案 B 中有 50%的食材来源与方案 A 一致,而剩下的 50%则通过航空从 6000 公里之外的地方运输而来。

这幅图显示的是意大利农产品供应链三个主要领域的一些数据,包括工业、公共食品服务商、批发分销商。如左图所示,在过去的 15 年中,工业从农产品供应链中获得的纯利润直线下降,公共食品服务商的利润也在下降。右图是各行业的年度员工流动率,因为城市食品需要人力来提供。

下面我们以鱼为例看一下食品原料供应。每年全世界约捕获 6000 万吨鱼,主要有大型渔业和小型渔业两种捕捞形式。大型渔业每年约雇佣 50 万渔夫,而小型渔业捕捞同样数量的鱼则需要超过1200 万渔民,而后者消耗的能源约占前者的 1/7。

直到今天,传统的商业活动只考虑资金、技术和人力这三种资源。但在未来,我们 1)必须再次将人类劳动置于实体经济的中心;2)必须将环境作为商业活动中第四种不可或缺的资源;3)利用税收杠杆,鼓励年轻一代发展创新性的可持续农业食品体系,因为他们有能力为市民提供健康、美味、与环境和谐共生的食品。只有把 “食品政策”作为软件,“食品物流枢纽”作为硬件,以一种巧妙、可持续的方式在城乡之间建立共生关系,才有可能实现智慧城市。

接下来有请我的中方合作伙伴檀学文先生介绍。

檀学文: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国外农业经济研究会秘书长

我简单介绍一下这些年来我们推进“饮食城市平台/Eating City Platform”的情况。这是我们 2007 年以来开展的一系列活动,我们也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和出版物,这得益于中欧社会论坛这个大框架的作用。我们在 WT35 小组框架下持续开展了可持续食品供应链的研究。中国方面,我们建立了一个比较有弹性和可持续性的研究网络。“饮食城市”相当于是从中欧社会论坛演化出的一个新平台。刚刚莫里休•马亚尼先生也从欧洲视角,讲了发达国家所面临的城市饮食的问题。中国可能也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当然我们的食品安全问题可能更加严重一些。

我认为在进行中欧比较的时候,虽然双方有一些共同特征,但是要注意到二者的背景不同,中国的特定背景是中国快速的城市化。在中国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在城市饮食可持续性方面,其实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尽管我们已经在这一领域开展了一些工作。如何解决城市居民对食品安全的不信任问题,我有一个提议,是否可以设立一个由政府和多方共同参与的食品安全检验检测机构?如果一个消费者担心食品不安全,就可以送到这个机构,花很少的代价检测食品,大部分的成本由这个机构来承担。也许这可以对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形成非常大的压力,能有效推动城市食品安全。

另外,在座的中欧伙伴可以一起做些什么呢?因为我们单位(社科院)的限制,很多想法操作起来比较困难,比如说我们认为可以在城市的小学、幼儿园等比较重要的有公共食堂的单位建立集体采购安全食品平台,可能有助于促进城市食品的可持续性。借助中欧社会论坛的平台,如果有一些城市,或新城镇愿意参与到“城市公共饮食平台”的建设,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好的创意。

莫里休•马亚尼(Maurizio Mariani):

非常感谢檀先生,我来做下总结。世界各地每年浪费的食物达 130 亿吨,价值 1 万亿美元,这是非常惊人。另外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是,全世界约有 10 亿人超体重,我们所生产的食品远远超过了我们的需求量。因此,我们必须改变现有的模式。我想这也是我们共同的目标,我们期待中国和欧洲开展国际合作,共同应对食品挑战,实现共赢。因为食品问题是地方层面的全球性问题,我们在设计新城镇,在讨论智慧城市时,应建立一种“食物仪表盘”,以更好地了解进入城市的食物流向。

通过经验分享,我们可以评估新指标,将可持续食品供应纳入智慧城市范畴。

问答环节

佩德罗•巴雷特罗斯(Pedro Ballesteros):

十分感谢您的演讲。现在我想问问大家是否有什么问题。

提问 1:

我有一个关于新城镇的问题。您刚才提到,对于新城镇来说选择什么样的经济来支撑其发展是很难的。那么据您的经验来看,新城镇如何选择或决定发展何种经济?我们知道,大部分的新城镇都差不多,都选择最新的产业,要么是高新产业,要么是绿色产业或生物技术产业。如果每一个新城镇都选择类似的产业,发展类似的经济,未来的竞争会相当激烈。

帕斯卡琳•加柏莉(Pascaline Gaborit):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所有的新城镇都想吸引高新技术产业,都想通过发展集约式经济打造他们的竞争力。我想可能可以通过发展多元经济来打破这一局面,中小企业,创新产业,不要单纯依赖一个行业,尤其是制造业和物流业等易受经济危机影响的产业。

提问 2:

您刚刚介绍的新城镇当中也有新技术,欧洲现在搞的新镇到底是以就业为中心还是以居住为中心,还是两者兼而有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所有开发区都是只有产业,没有居住。现在每个开发区都要扩张,因为当时没有把就业和居住合理地分配,所以城市扩张就成为各级政府的一个重要工作,每个开发区都膨胀为一个城市。欧洲在这些方面有没有什么经验?

帕斯卡琳•加柏莉(Pascaline Gaborit):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先建好开发区,之后再建居住区,就会造成城市蔓延和扩张,继而需要大量的土地和资源,而且这会造成很多单一模式的城市。如何整合住宅区和工业区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真正的城市应该是居住与工作有机的结合。

佩德罗•巴雷特罗斯(Pedro Ballesteros):

我想补充几句,一位哲人曾经说过,最困难的一件事往往是无为。在我看来,有时候城市和新城镇的规划往往过多。一座城市不需要目标,城市是人们居住、生活的地方。我们的生活目标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不是城市设计师的事情。城市规划师应该关心我们所在城市(是否)能够在多方面发展自己的目标。所有围绕某一个产业发展的欧洲城市在一定时期内造就了几代人的幸福,但过了一段时期后就消失了。城市不是目的,如果我们需要考虑城市的组织,那就是城市应便于居民聚集和开展自己的活动。

提问 3(潘海啸):

我有两个问题。中国城镇化过程当中,东部沿海地区大城市的竞争力和效率越来越高,同时在西部地区我们也希望鼓励很多中小城镇发展,但是又非常困难,在欧洲是不是同样存在这样的状况,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第二个是关于食物的浪费,在中国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食物实在太便宜了,而食物太便宜就导致农民的收入不可能通过农产品的生产来大幅度提高,而政府又非常在乎农副产品的涨价,这就制约了对食物浪费的限制。这样的问题怎么来调节?

莫里休•马亚尼(Maurizio Mariani):

我先回答第二个关于食物浪费的问题,我非常同意您的说法,我们需要提高食物的价值。现在是提高食品价格的一个良好契机,为城市以及周边郊区创造就业机会。另一方面,食物浪费也是由于文化原因造成的,尤其在欧洲,我们购买了过多的食物。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的一份报告指出: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食品浪费在数量上一样,这非常令人吃惊,差别在哪里?发达国家的消费者处于供应链的终端,他们购买了非常多的食物,而不发达国家缺乏节约粮食的技术,因此,技术转移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

佩德罗•巴雷特罗斯(Pedro Ballesteros):

从历史角度,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但欧洲各国的历史是不一样的,德国只有不到 200 年的历史,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里,德国的很多城市或互相竞争或相互合作,创建了属于自己的城市模式。意大利可能拥有最漂亮的城市,作为一个国家,意大利是在 1860 年成立的,因为它曾经是众多城市的组合,后来每座城市都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找到了自己的解决办法,有的城市成功了,有的失败了,由此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城市,非常多样性。我们可以分享丰富的经验,因为我们的历史是建立在自下而上的多样化方法之上,我们为之感到自豪。我真心希望与中国分享这种多样化的感觉。不要试着去寻找一个模式,应该让人们寻找好的解决方案,不同的解决方案,如果某些方案不尽如人意,这没有关系,多样性更为重要。我们没有一种模式,我们所拥有的是我们所发现的和人民所梦想的。

打个比方,大英帝国围绕伦敦而建,法国围绕巴黎而建。你们可以看看欧大陆,我们的模式是多么的不同。在我的国家西班牙,塞维利亚这个港口城市是所有美国货进入西班牙的必经之地,由此在塞维利亚周边形成了与众不同的城市特色与风格。我想中国在很多年之前,也是有这种多元化格局的。也许你们应该回头看看过去,看古人当时是怎么做的,和不同城市的人们交谈,听听他们的感受,也许就可以找到很多不同的创新方案,很多非常棒的创意。

帕斯卡琳•加柏莉(Pascaline Gaborit):

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确实,城市发展模式是多样性的。这正是为什么我们相信城市之间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每一个城市的发展模式都不一样,城市之间的合作尤为重要,无论是欧洲城市和中国城市的合作,还是欧洲城市之间的合作,都有很多值得相互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章仁彪:

我想对潘教授的问题谈一点看法,关于大城市和小城镇的问题,人们总是向往有更多机会的城市。中西部地区的小城镇之所以难以发展,是因为就业是一个大缺口,就业的发达需要服务行业,而服务的享受需要民众收入水平的提高,这一系列的问题是连环套在一起的。这值得我们思考。另外,中国的食品价格在不断上涨,但是增长的收益并不是在农民而是在中间环节,在全球供应链上面。我们可以建议政府采取必要措施加以控制。比如说德国的某些饭店,如果说你点的菜吃不了是要加收一笔处理费的,我想中国也应该推广这样的政策抑制食品浪费。这需要具体政策才能解决,而不能光靠一般的宣传。

谢扬:

中国农产品价格比较低是一个长期的问题,同时也是中国工业品打向全世界使劳动力成本低的一个重要因素。2008 年,全世界农产品暴涨,但是中国粮食价格只有世界价格的一半,因此中国度过了全球金融危机。

这也是我们和意大利方合作的一个基点。我们的项目重点是解决城市周边的农业用地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随着城市的扩张,城市周边的菜地、农地大量减少,现在大城市的很多农产品都是从远地运输过来的。因此,如何把政府补贴用在城市周边地区的范围,如何把补贴用于城市的公共产品?比如说机关、学校的大食堂,既使一些专项的补贴到位,又使这些公共食堂享有绿色食品。这是我们与意大利方公共食堂食品供应链的一个探索。如果在中国各大城市推广这种补贴,可能能平衡农民觉得农产品价格低、消费者觉得农产品价格高的问题。这对中国研究智能城市具有普遍意义。

提问 4:

非常感谢大家精彩的演讲,我受益匪浅。我有一个问题,中国有一句古话叫无利不起早。我想问几位外国嘉宾,站在欧洲的角度,你们在与中国合作的中能够获得什么样的好处?你们可以为中国提供什么,除了经验之外还有什么实质性的东西或利益?

佩德罗•巴雷特罗斯(Pedro Ballesteros):

我来回答这个问题,而且我要非常明确地阐述这个问题。我们同处一个世界,这个世界至少面临两个严峻的问题:一个是气侯变化,另一个是自然资源的匮乏。

多少年来,欧洲和美国以粗放、高耗能的方式消耗了地球的大量自然资源,比如水、石油、土地等其他资源,以创造某种生活方式,完全无视世界其他国家、地区的存在。随着全球化进程,中国、印度等国家正处在高速发展的阶段,这是公平的,也是符合逻辑的,因为中国过去很贫穷,(如果)一直穷下去显然是不公平的。但问题是中国现在采取的模式是在模仿我们,不仅学好的,不好的也拿来了。可是地球再也承受不起了。我们欧洲人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去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必须减少对资源的需求,必须为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做出表率。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们需要与你们讨论,与你们协作,因为随着城镇化的发展,未来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将到城市里生活。但粗放式的发展,无节制使用资源的做法是愚蠢的。如果继续沿用 19 世纪、20 世纪的做法,那么注定会发生冲突,最终谁也不会过上好日子,原因就是地球没有石油,没有水,没有土地了。你们知道,因为不合理的生产与发展,中国有多少土地已经被污染了。我想说,我们关心的是,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能够稳定、和平地发展,让所有拥有梦想的人找到实现梦想的渠道。于我们而言,我们需要承担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首先是帮助你们,与你们分享信息,否则我们完全可以在欧洲做我们想做的事情,但这毫无价值!欧洲的人口总量在下降,我们的地位在下降,也许你要说那么美国呢?这是另一码事。正因为此,对欧盟来说最重要的是来到这里,来这里与中国合作,真心地尽我们所能帮助你们。因为我们坚信,欧盟的未来完全取决于中国城镇化的良好发展。

欧盟能为中国提供什么?我们可以提供一些经验。除了提供经验外,我们与中国发改委城市中心(CCUD)开展城镇化伙伴关系的合作。这一伙伴关系是一个广阔的平台,旨在促进一系列的中欧城镇化项目的合作,比如建立中欧姐妹城市,促进城市之间的务实交流与合作。我们也希望一起开发试点项目、示范项目。另外,我们也在筹备一些大型会议,比如今年秋天在北京会举办一个中欧城镇化高层会议,将涉及社会、绿色城市、创新技术等多方面议题的讨论,以期在这些方面找到解决方案。这不是一种公式化或一个神奇的解决方案,而是提出全方位的内容,使每座城市、每个决策者从中找到符合自己的解决方案。这是我们的雄心壮志。我是一个官员,我的职责是为公众服务,并不是提供想法,我们的任务是让你们和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产生更多的想法并落实这些想法。

提问 5:

请问欧洲嘉宾如何看待政府主导下的城镇化?在欧洲城镇化过程当中,有没有出现过一种政府曾大力推动或是参与加快城镇化发展的案例?对于中国新一轮的城镇化发展,中国政府应该在哪些方面推动?

佩德罗•巴雷特罗斯(Pedro Ballesteros):

我完全尊重中国政府在城镇化当中的角色。在欧洲,我们(运作)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但重要的是,我们在一起,共同分享这方面的信息,这有助于我们找到其他不同的解决方案。在欧洲,土地是私有的,中国土地是公有的,这是一个根本性的不同。因此,必须要考虑到每个国家的制度和土地所有权问题。

卡兰默:

我补充几点。可以从中欧合作中得到什么?第一,我前面讲过了,我们面对的是共同挑战。二战后,欧盟之父让•莫内针对法国和德国的敌对状态,曾说过,我们不是坐在桌子的两边,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而是坐在同一侧,面对共同的挑战。现在,中国和欧洲处在同样的位置,那就是中国和欧洲坐在桌子的同一侧。我们知道没有一个预先设定的可持续社会、可持续城市方案,这需要我们共同来建设。正是这个共同挑战,让我们走到了一起,使我们战胜了19世纪历史遗留的怨恨。那么现在我们该如何具体行动?变革的战略是什么?变革的战略是和平战略。摆在我们面前的优先事项一大堆,如何解决它们?事实上,只有一个解决办法,那就是凭借经验来判定什么是最重要的,不是凭空设想,而是通过经验来判断,可以列一个清单。关于策略,列一个简短的清单是非常重要的,比如需要变革的重要内容有哪些?当然每一条策略肯定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要一步一步来,问题是什么?挑战有哪些?如何解决?你们有哪些经验?我们有哪些?完成一项再做下一项,逐步找到解决方案。从长远来看,这是中欧合作的一个务实的具体做法。

佩德罗•巴雷特罗斯(Pedro Ballesteros):感谢大家,今天下午我们再继续讨论。

下半场

潘海啸(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教授):

首先有请 LPDA 公司总裁费海威先生上台发言。

费海威:新技术对城市可持续转型的支持

费海威( Hervé Philippe,上海 Le Pont des Arts (LPDA)有限公司总裁):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新技术对城市可持续转型的支持,智能交通与管理实例分析》。

首先,城市发展需要大量的新技术和创新,也许我们可以说是迫切需要新技术和创新应对挑战,如健康、气候变化、经济发展、城市社会、安全等。第二,新技术和创新需要将改变我们所生活的环境、我们的思维背景,有助于发掘机构和个人的潜力,有助于更好地实现可持续城市与社会。第三,城市转型、大城市和创新技术间的关系,一般是大城市的高校、研究机构、大公司的研发部门,以及中小企业创新网络推广新产品。将新技术产品化,即俗称的创新需要融资、需要市场营销,需要销售。接下来我与大家分享我们公司做的两个案例。

第一个是《欧盟-中国机动性管理项目》(EU-China Project in the field of Mobility Management)。大家知道,机动性(Mobility)主要是一个城市交通概念,主要依赖于:1)多模式(multimodality)是指在城市里需要发展多种交通模式;2)多式联运(intermodality)是指在一次出行中结合多种方式,比方说先步行,再乘公交到地铁站,下地铁后可能还要骑自行车到工作地点;3)ITS(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智能运输系统)主要是通过信息系统协调、管理、优化城市交通。

在机动性概念中,市民更注重的是服务,而不是“我的汽车、我的自行车”,因为是市民出行需要在一定时间内从 A 地到达 B 地,需要在可以承担的时间与财力范围内到达目的的。大家都在寻找私人交通和公共交通之间的平衡点,从效率、二氧化碳排放、环境、舒适度等方方面面考虑。

在欧盟项目的框架下,我们在上海做了一些项目,希望把欧洲经验介绍到中国来。在欧洲,企业、地方政府和市民有在交通方面长期摸索的经验。事实证明,提供一个高效的交通系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欧洲人)花了很多的时间、精力和财力把这个系统建立起来,逐步完善,现在我们还继续在这方面努力。从幻灯片上可以看到,我们必须协调不同机构间的关系,必须优化各种出行资源,必须不断地协调用户需求,这些都需要非常多的长期的交流。接下来这张图显示的是欧洲所做的事情。欧洲制定了一套关于公共交通信息化的标准体系:《公共交通数据模型技术标准》(TransModel)、《公共交通实时信息服务接口标准》(SIRI)、《公共交通服务设施数据描述技术标准》(IFOPT)和《公共交通网络与时刻表信息交换标准》(NeTEx)。这些标准是对外开放的,其他国家均可借鉴。在上海市综合交通规划研究所和地方交通企业的支持下,我们将欧盟的标准用于上海。欧盟制定的这套标准汇聚了德国、法国、英国等国家在公共交通方面长期积累的经验与做法。在我们的项目中,我们把这些标准应用到上海来,甚至北京。最后,中国人也可以在此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标准。

目前我们在中国开展的另一个项目是关于路面的技术。可以想象一下在城市供应链方面,你需要通过公路把物资从郊区运输到城市当中,你要建立高效的公路系统,但如果在修建、管理和维护公路方面投入太多,那么就可能减少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政府投入。因此,一个国家的道路政策往往与其他政策相关联。重载交通公路的路面长期性能是中国关注的一个主要问题。

法国的路面技术在全世界名列前茅,因为我是法国人,所以我不能说我们是全世界最好的。中国迫切需要这方面的技术,因为城市交通在不断膨胀,交通压力不断增加。我们与中国政府有密切的合作,他们确实面临修建具有良好长期性能路面的公路的难题。法国拥有该技术,我们可以将技术转移到中国来。

然而,我们遇到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是,尽管中国人已准备好接受新技术,但却不具备相应的专门知识/技能(know-how)。不是因为欧洲造的东西、拥有的经验难以转移,而是我们发现中方伙伴面临专门知识转移的问题,他们往往会认为技术转移很简单,拿到了技术就等于拿到了全部经验。但很显然这是不对的。

因为时间有限,我就直奔结论了。首先,标准(standard)是支持中欧合作与技术转移的一个良好平台,但同时标准也可以是不同国家之间交流的壁垒或障碍。因此,我希望中欧应加强标准机构(standard bodies)之间的合作,继续开放这一交流或沟通渠道。

第二,技术转移不仅仅是转移技术,还包括知识转移、经验转移。技术转移需要时间,因为在技术背后是日积月累的经验、技术和知识,这需要时间,需要互信,需要无数次的教学过程。这也许是城市与城市之间合作的方向。作为欧洲人,我也希望有一天,我们需要分享中国的经验,需要中国把良好的经验和技术转移到欧洲。

最后一点与今天上午讨论的有关。我想大家都认同,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对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等负有共同的责任,但是,我们需要政府和大型机构提供合作与经验转移的商业模式。一般的商业模式不稳定,因为地方市场开放程度不高,双赢模式也不是那么容易实施,而我们谈及的是迫在眉睫的挑战,没有时间可以再拖延。因此,我们需要在中国和欧洲的中小企业、研究机构之间建立鼓励发展的一种激励性商业模式。谢谢!

潘海啸:城市交通,机动性与可持续发展

潘海啸(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教授):新型城镇化意味着更有效的管理

非常感谢费海威先生的介绍,这不仅仅是技术上的问题,还涉及到我们的愿景和组织机构的问题。像中国在智能交通方面的很多做法,或是智慧城市很多方面用的一些东西其实是有利于小汽车的,而不是鼓励公共交通。城市交通的问题的确很复杂,下面我的介绍也与交通有关,题目叫《绿色城市化的交通和可持续发展》。

第一,中国城市化过程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的城市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以高消耗、高污染为特征的一种发展模式。这种模式的可持续性大大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实际上未来新型城市化的过程更重要是取决于我们对城市化的思考。

这 30 年来,关于城镇化的发展有很多好的建议,比如新区建设、新城建设、房子建大一点,愿望很好,但最后却造成很多无效甚至是浪费的结果,城市越来越漂亮,但缺乏活力,甚至很少看到儿童。如果一个城市没有下一代,那么它的可持续发展要打一个问号。我们也希望有非常清洁的水和空气,这是最基本的要求,但中国城市化过程所带来的污染使得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到了必须重新思考发展模式的时候了。

在城市化过程当中,若不做任何有效的管理,必然会带来全球的环境问题和城市环境质量恶化的问题。这与一个漂亮的建筑或一种技术没有关系,而是我们如何能够更好地管理城市。

我们做的怎么样呢?在很多新区中我们经常看到的这样的画面。我们过度依赖小汽车,城市围绕小汽车而建。很多城市在做畅通工程,为了小汽车开得快些,在一两年内效果可能还是蛮好的,但之后会出现难以承受的污染问题和拥堵问题。另外,我们开会所在的地方是典型的新区建设模式,房子很大、路很宽、天很蓝、树很绿,但这里的公共交通的确不怎么样,对绿色交通的考虑还是有问题的。

如果拿上海的一个老城和一个新区相比较,可以发现新区建设意味着小汽车的倍数发展,人更不容易步行,试问一下,这种模式是我们需要的吗?

无论什么样的城市,我认为有三个基本的度量:第一是能量,是不是消耗更少的能量?第二是热量,是不是产生更少的热量?也就是说能不能减少热岛效应(编者注:热岛效应是 1960 年代开始在世界各地大城市所发现的一个地区性气候现象,是指城市内部的高温化效应。高楼和柏油路的太阳光蓄热、空调排出的热空气、水面和绿化面积较少、大量汽车尾气等造成了城市温度明显高于周边地区。);第三是重量,是不是可以用一种轻的模式解决问题?也就是说要降低城市建设过程中物质消耗的重量。如果一个城市老是拆了再建,或者总是用大的结构来解决问题,势必会造成材料消耗,增加物质循环的重量。

为什么交通如此重要?因为交通和城市空间结构、住房、办公生活、活动,以及碳汇增加都有关系。我们唯一不能改变的就是生活方式,生活方式是通过社会和公众教育实现的。城市交通不仅关系到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对城市发展也重要。如果没有交通的方便性,城市不可能发展。

如图所示,这是两种典型的模式,如果一个城市的交通和功能没有连接起来,那么它只是一个村镇而不是大都市,问题是连接起来以后,以一种什么样的合适方式组织,也就是涉及到城市管理能力。

我们看一下平均出行距离,世界大都市平均出行距离这么大,说明我们可以建设一个有竞争力、有活力的现代城市,但又不需要走很远。我们也看到,自行车和步行方式在很多欧洲城市作用非常大,而中国很多的城市忽视了这一点。当然,很多中国传统的城市有很好的基础——高度混合和高密度的建设,这种效果的确可以使我们大大减少对机动化交通的依赖。

北京和上海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面积都差不多,但在小汽车使用和拥有方面存在巨大差距,这说明如果没有管理,消耗将会很大。

我们再看很多城市的建设会发现,一个自行车道修到这里之后就没有了。这个自行车钻到哪里去了,钻到地下去了,飞到天上去了?在规划中完全不考虑这些。而在很多国外城市,交通规划首先考虑的是脚怎么走路,而不是车怎么开。

这是澳大利亚的一个研究,如果采用有效的组织和管理,二氧化碳消耗量可减少 18%,反之就会增加 57%,也就是说,有效管理和无效管理之间可以有 75%的差别。所以,新型城市化意味着我们要更好的管理。

这是欧洲的一些案例,与中国的很多城市不同,它的交叉口不是展开而是要缩短,伦敦甚至要做几条自行车的公路方便人们骑车。步行环境也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城市景观。所以,我的结论就是城市交通领域研究的一个根本性转变就是从强调小汽车畅通的“以车为本” 转向以提高机动性的和交通出行的“及时性”的“以人为本”。我们正处于城市空间结构和新交通体系建立的关键时期,绿色城市化的实现需要整体的技术和策略。建立绿色城市的结构将是城市发展非常重要的财富。谢谢大家!

潘海啸:

第三位发言者是法国重建公共政策主席皮埃尔•鲍比先生。

皮埃尔•鲍比:可持续发展社会:城市公共服务的作用

皮埃尔•鲍比(Pierre Bauby)(法国重建公众政策协会(RAP)主席):

大家下午好,我演讲的题目是《欧洲城市公共服务的角色》。首先,让我们看看什么是公共服务,在欧洲,公共服务是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各级政府部门通过制定特定的规章制度,保障人人享有公共服务,构建经济、社会和地区凝聚力,建设可持续社会。在欧洲,地方政府拥有强有力的自治权,这有悠久的历史(如欧洲理事会出台的《地方自治宪章》),这在城镇和城市发展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城市公共服务还没有一个确定的范畴,在这里我只举一些例子,比如说水、卫生、固体废物回收和处理、当地公共交通、电力供应,有时还包括宽带接入,以及医院、儿童日托或老年人关爱等社会服务。

30 多年来,我们在城市公共服务领域实现了欧洲一体化。欧盟和成员国之间的一些管辖权是交叉的。这里的成员国不仅是指国家政府,而且包括区域、地方、市政一级的城市政府。但欧盟不是“超国家”机构,欧盟尝试在欧洲各地灵活运用统一性和多样性。在欧盟一级,有一个共同的准则,但各成员国、各地区和地方政府有非常大的自主权,可在各自权能范围内鉴别、组织和资助公共服务。因此,往往是欧盟的共同准则与不同国家的历史、传统、制度以及特定的部门方式相结合,来具体提供医院、电信、交通方面的城市公共服务。

我认为在城市公共服务、环境、社会的可持续性方面,欧洲面对着六个方面的问题,也许可以为中国提供借鉴。首先,在欧洲,地方当局在历史沿革下已建立了自己的职权范畴,比如有的市政府把重点放在与水有关的公共服务上,有的专注于卫生或废物处理。长期以来,各地形成了具体的、专有的职权范围,但今非昔比,技术进步与体制发展使得我们不能只凭借一种专有的权能管理城市公共服务,必须确立多层次治理模式,这是一次变革。

第二,对每一项服务而言,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要努力结合经济、社会和环境目标与任务。要持续不断地设定新目标、新任务和新服务。

第三,在欧洲有必要:1)重新定义组织和监管机构(在交通领域,我们称之为“组织机构”)最相关的“地区网”;2)发展多层次治理,与其他层级建立合作关系和伙伴关系(从地区、大都市圈到欧盟一级)。

第四,多层次治理并不意味着各地区和各主体之间相互竞争,而是相互结合、互相融合,通过不同层级和项目之间的衔接进行相互支持,实现共济。这需要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参与,我们需要系统地将所有利益相关者组织起来。

第五,从历史上看,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当地的基本服务被定义为“公共服务”,由地方政府部门确立、组织、提供并给与经费支持。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各种各样的公私伙伴关系(PPP)在各个领域大力发展。我做过一些研究和分析,数据表明没有哪一种管理模式在各个方面都优越于其他管理模式,我们需要找到适用于每一种服务的最佳方式,欧洲面临的挑战是如何确保人们自主选择管理模式,主要问题是通过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民主参与来进行管理。

最后是基于需求的多层次、多主体治理。我们需要了解个人、集体、产业和经济层面所有用户的需求,必须组织一定的渠道让所有用户表达他们的要求,因为公共服务的存在就是为了满足所有人和相关部门的需求,而且需求不是一次性定义的,是不断变化的。关键是要系统性地组织表达需求的渠道,这不只是提供一个或最好的经济或环境的最佳解决方案,而是要寻找替代的解决方案,并通过组织公开辩论,磋商各种可能的解决办法。我们还应该评估我们所做的,哪些是成果与不足之处,并建立“需求-组织-评估”循环体系,从而更好地满足社会和环境需求。谢谢大家!

潘海啸:

皮埃尔•鲍比教授讲的公共服务很重要。另外,我们也的确不清楚公共服务到底是城市政府的责任还是谁的责任,有时候也不知道这个城市政府有没有这样的能力,这的确值得探讨。下面我们请陈光教授。

陈光:人口迁移与城镇化质量:以成都为例

陈光(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大家下午好。刚刚聆听皮埃尔•鲍比的演讲我感受很多。我曾经和鲍比先生有非常好的对话。昨晚我们还在讨论未来两年应该做什么事情。近年来我所领导的课题组有一个研究成果——《人口迁移与城镇化的质量》。这两天我们听得比较多的是城市化的质量和城市化的扩大,但是究竟城市人口的迁移给城市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有没有一个可以定量描述的工具?城镇化已经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临界点,超过了 51%,成都现在的城市化率达到了 61.5%。

在《人口迁移与城镇化质量》研究中,我们做了三个假设:社会政策倡导与城镇化率正相关;城镇化速度与城镇化质量负相关;城镇化质量与迁移人口生存质量正相关。我做了一些实证分析。

在国家推进统筹城乡发展过程中,成都率先成为了示范区。2003 年以来,成都大力推进城乡统筹工作。在 7、8 年时间里,整个城市新增 271 万人,目前成都已经是 1400 万人的特大中心城市。。根据现在政府的规划,未来 20 到 30 年时间里成都还要增加 300 万到 600 万人口。

在研究中,可以发现成都在城镇化方面和在城乡统筹方面的力度是比较大的。从政策频度分析,2003-2011 年,成都市共制订了 28 个关于城镇化的文件。2011 年,成都城镇化率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 16 个百分点,高于省级城市 26 个百分点。由此可以得出,城镇化发展速度确实与社会政策相联系。

但是比速度更重要的是质量。到底什么是质量,我们想应该有一套质量指标体系来衡量,这套体系可能不是很完善,但在发展过程中有可能演变成管理质量,逐渐变成新的社会政策影响未来城市发展。我们通过四个方面 29 个指标来衡量城市发展质量,包括经济发展质量、社会发展质量、资源环境质量和生活质量。

坦率地讲,尽管成都近年来的城市规模在不断扩大,但其经济发展质量总体上是好的。社会发展质量让人喜忧参半。比如说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虽然在不断完善,但 270 多万转变身份的新增人口并不能享受和城里人同样的教育、保障和社会福利。更重要的,在城市高度发展和有一定的规模的情况下,城乡差距再继续拉大,这不是我们想看到的景象。我想世界上没有一个城市是这样的,一个中心繁荣了,但附近大片社区、农村却在凋敝。只有城乡同步发展才可以造就一个高质量的城市。

资源环境方面,随着成都市城镇化进程的推进,成都市建成区绿地覆盖率增加速率、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均低于城镇化速率;生活垃圾无公害处理率趋势比较波动,2003 年到 2006 年呈下降趋势,2007 年有较大提高后开始下降;城市污水处理率呈上升趋势,人均耕地面积呈下降趋势。来参加此次会议之前,我听到某位市长说,以现在的发展速度,他所领导的城市用地很快就会耗完。未来怎么办,我们不得而知。

结论:

第一,中国已经进入城镇化的关键时期,如果在这个时候,没有从理念、设计、建造、检测到最后管理质量方面,对未来城市有实实在在的落地举措,那么未来的发展是堪忧的。

第二,现在迁入城市的人口面临就业、居住、子女入学、社保、融入城市生活,包括外地人、新增人口和在地人口的价值观冲突等问题,城市管理者面临人口过度聚集制约城镇化质量提升、人口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与经济发展容量、不同阶层人群公平发展等问题,这是很严峻也是很集中的考验。我们建议要有一套可以评估、检查、实施的《城镇化质量指标体系》。当然,该指标体系在发展过程中可以不断完善。

最近我和联合国的一些专家合作,想把国际上已经在实践当中的“真实进步指数”(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GPI)移植到地方。只有这样,才可以让我们的未来城市发展得更好。

就这项研究而言,我们不能简单地断定,在一个相当短的时间内城市速度一定影响城市质量,因为伴随速度有大量的投资,城市品质还是有一定的改善。但我们的确发现,速度过快与资源的承载能力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冲突,而且生活质量虽然没有特别明显下降,特别是对原来的居民而言没有明显的下降,但是对于新加入的群体来讲实际上也没有明显的提高,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

最后,我想就中欧对话谈一点我的感想。中欧社会论坛已经有 7 年的对话历史,论坛框架下的对话也存在着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实际上中欧在对话过程当中扩散出一种健康的、可持续的、绿色的、低碳的、多元参与的理念,已经被很多中国学者和管理者所接受。然而接下来,我们除了理解对话这个工作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去行动,要有针对性的对策研究。

昨天我跟陈彦老师报告说,我们可以考虑把欧洲某一个发展非常好的城市,曾经有过相似经历的城市和中国的某一个城市建立联系,这样我们的研究可以针对一个城市的具体问题而展开,可能会带来更多实际的政策含义,以及可以指导实际操作的行动,这是我对未来发展的期待,谢谢大家。

潘海啸:

非常感谢陈教授。我们看到成都在推进城乡统筹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城乡之间的差别不是减少了而是扩大了。这确实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值得我们探讨。接下来我们有请瑞士驻华使馆二等秘书玛蒂尔达•桑登女士发言。

玛蒂尔达•桑登:瑞典经验与中瑞合作

玛蒂尔达•桑登(Matilda Sanden)(瑞士驻华使馆二等秘书):

大家下午好!非常感谢主办方为我提供这样的机会,介绍瑞典与中国在可持续城镇化方面的合作经验。今天我代表瑞典驻华使馆公使、环境科技中心及 CSR 中心主管 Anders Wollter(吴思)先生发言。很荣幸参加这次重要的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会议。今天我们所在的美兰湖地区实际上是以瑞典的一个大湖 Mälaren 湖命名的,该湖位于斯德哥尔摩,在城市规划中被纳入瑞典最大的城镇化地区。

瑞典在环境科技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性解决方案方面具备独特的优势。瑞典也是世界上最具创新力的国家之一。瑞典在城市规划、建筑、城市交通、都市农业、能源规划、废物再生能源(WTE)、生物燃料、节能,以及环境保护领域的创新与知识,使得我们的生态城市更加可持续、更为绿色。几十年以来,我们一直致力于寻找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2012 年 4 月温家宝总理访问瑞典时曾特别强调过我们在这方面的努力。

众所周知,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都在寻找建设可持续城镇、保护环境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的解决办法,并借鉴世界各国的经验。中国在这方面的开放程度确实令人印象深刻。瑞典和其他欧盟成员国一样,在可持续城镇化方面,与中国展开多层次的合作,我们与中央、省级和地方一级均有合作。然而,瑞典的独特之处在哪里?那么就是通过我们的工作模式获得了第一手经验。今天我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瑞典驻华使馆环境科技中心 CENTEC 在可持续城市发展和环境技术方面,致力于促进以伙伴关系为基础的合作与交流,既包括研究机构,也包括商业领域,在省级和地方一级均建立了联系。由此,我们通过建立合作关系,促进商业活动。我们的工作方式主要以整体研究为基础,激励并支持不同的参与者自主支撑合作。因此,CENTEC 发挥着非常积极的作用。瑞典全方位践行生态城市的做法吸引了来自中国的众多目光,很多高层代表团到瑞典考察,他们都想了解瑞典的一些完整解决方案,比如斯德哥尔摩 Mälaren 湖附近的水岸新城 Hammarby Sjöstad,以及瑞典南部城市 Malmo 的西港城。不止一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在考察现场,中国代表团告诉我们,我们想立即买下这些地方。我们只能告诉他们,你们不可能真的买下它,但我们可以告诉你们我们是怎么做的。这关涉到城市规划,以及落实大型综合互补、合作体系的能力。过程中还包括地方的利益相关者和终端用户。

这样的解决方案不可能直接照搬。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瑞典与中国研究机构之间的对话,双方城市之间的政策对话,以及专业培训、商业伙伴关系,推广并分享我们的经验。

斯德哥尔摩的 Hammarby Sjöstad 生态城是瑞典设计的一个模式与项目,但终端产品中的技术却是欧洲的。粗略估算下,Hammarby Sjöstad 生态城大概有 10%的硬件来自于瑞典,剩下的是来自于欧盟其他国家。因此就得出一个结论,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或单纯地以为,这是欧盟成员国之间在竞争。这实际上是将不同的技术解决方案整合到一个大系统的过程。因此,问题在于如何将欧洲的不同资源用于中国的可持续城镇发展,以及不断加强的各种形式的中欧合作?

就建设可持续城镇方面与中国建立合作关系而言,瑞典和几个欧盟成员国的经验表明,在早期规划阶段参与进去相对容易。瑞典在中国赢得了一系列合同,这很好,但我们希望深入下去。问题是在欧洲层面,能做到什么程度。

最后,我谈一谈面临的挑战。在中国推进可持续城镇化的一个挑战是如何落实规划。比如,与中国的系统供应商合作,一开始能按照原先的规划和系统解决方案,但随着项目的进行,当可持续解决方案不能满足经济效益时,就会出现抄近路节省成本的做法。当然节约人力、物力并非是坏事,事实上很多时候都证明是有利的。但今天欧洲建设可持续城镇过程中,采用的往往是先进的解决方案,它本身的成本就很高。

欧洲的经验可以成为中国新型城镇化长期发展的一部分,这一方面的潜力很大,显然中国能从中受益。问题是欧盟各国如何协作才能更好地将经验提供给中国的可持续城镇和生态城市发展?欧盟成员国把促进贸易当作与中国合作的一个关切点,而且建立包括欧盟委员会在内的多国合作机制很容易。然而,问题在于我们如何以最佳的方式协作,一方面在欧盟创建一个高效、整合的方式,另一方面,在各成员国层面,如何采取具体行动开展合作、促进贸易?

谢谢大家!

潘海啸:

瑞典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国家,人口虽少,但很多影响是世界性的。大家需要注意的是,瑞典在二战后是个很穷的国家,很多人都移民到美国去,在这么穷的基础上能够发展成为世界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典范的确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非常感谢各位发言者。

章仁彪:

接下来,我们进行下午的第二场讨论。我们的第一位发言嘉宾是吉林省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管委会主任谢忠岩先生。

谢忠岩:长白山城镇化经验介绍

谢忠岩(吉林省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管委会主任):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非常荣幸有机会和大家探讨有关城镇化的问题。正如今天学者和专家讨论的一样,在城镇化过程中,我们面临很多的困惑和难题。我们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就是我们应对挑战的过程。我也很想借此机会介绍一下长白山地区如何走自己的特色化的城镇道路。

长白山坐落于中国东北部,是东北亚最高的山脉,是东北非常重要的三条河流——松花江、图们江、鸭绿江的发祥地。长白山有悠久的历史文化,早在 2000 多年前就有人类活动的足迹,从西周起就有很多少数民族在这里发祥发展。长白山发展到今天还是世界上少有的生态王国,是中国最早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之一、中国十大名山之一、中国五 A 级景区,也被联合国纳入人与生物圈,同时又是生物多样性和物种基因库。长白山常年积雪,因此从辽金开始冠以长白之名。最早在《山海经》上就有记载:中国东北、海外有名山,名曰不咸。不咸山就是长白山。

在城市设计上,长白山立足于构建世界级旅游度假目的地,打造国家生态名镇,创造大美长白山的旅游度假格局。吉林省委省政府力争把长白山建造成东北的首选旅游目的地,带动整个东北区域旅游的发展。长白山分为三个经济区,有池北、池西、池南经济区。长白山上有长约 300 米,宽约 200 米的重要水系发源地——长白山天池,蓄水量 20 多亿立方米。

在城市整体格局的设计上,我们不仅要发挥好旅游度假服务的作用,也要发挥好养生度假目的地作用。同时我们也在建设中国生态文明示范镇和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力求更好地服务于本地民众和外来旅游人口,力求更好地挖掘我们的历史文化,展示长白山独有的文化特色。我们也立足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让人们的生活节奏慢下来。

长白山在未来不仅仅要发展三个城区,更重要的是带动周边四个地区的旅游经济发展,进而推动和带动整个东北的旅游发展。我们还将拓展与俄罗斯、朝鲜、韩国、日本等旅游目的地之间的合作,取得省内、国内和国际上同样和差别旅游区域的支持,扩大旅游合作范围,尽早建立一个泛长白山的旅游经济格局。

为此,我们对整个城区进行了系统设计,一是建立连续的生态基础设施、便捷有效的旅游环线和景观路、富有活力的核心市区和疏密有质有文化特色的居民区,二是引进和发展生态旅游业态和城市经济,引进先进的文化理念来展示长白山的本土文化。

下面我向各位学者和专家朋友们汇报一下长白山下一步特色化城镇如何发展。

城镇化的根本所在离不开当地的本土居民、本土文化和本土市场。首先,要对本土特色进行深度挖掘,看清区位优势。对长白山来讲,几千年积淀的历史文化、生态文明,以及现有的 1.2 万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生态屏障和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为长白山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长白山的区位优势在于它处于东北亚的核心区,是四通五达的交通港。我们要把本土的特色和区位优势发挥出来。

第二,长白山的特色城镇化道路要体现出产业特色,长白山有悠久的历史文化,良好的生态,所以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健康产业、生态产业。长白山以外来人口为主,每年都有几百万的旅游者到达长白山地区,为这些民众和旅游人口服务好是我们的根本理念。所以长白山今后要走一个以旅游服务为导向,以文化产业、智力产业、生态产业、健康产业、绿色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

第三个本土化特色化是长白山的发展方向,我们要将特色化的挖掘冠以国际化的标准,提高城市品质。

第四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是有生命力发展的城镇化,所以要把生态保护放在第一位,任何的开发要服从保护,以合理的开发促进有效的保护。

时间的关系,我就汇报到这里,欢迎大家到长白山指导。

章仁彪:

非常感谢谢先生,接下来我们有请法国生态、能源及可持续发展部官员让-热内•布奈迪埃先生。

让-热内•布奈迪埃:推进可持续发展中的国家与地方政策的衔接

让-热内•布奈迪埃(Jean René Brunetière)(法国生态、能源及可持续发展部官员):

感谢大家,很高兴来到这里。我的题目是《推进可持续发展中的国家与地方政策的交互与衔接—法国的实例》。

在法国,我们拥有 5 个政治管辖级别,比较复杂,这是历史的产物。法国传统上是一个中央集权国家,过去每个市长和地方政府负责人都由中央政府任命,但现在不同了,采取的是地方分权制。欧盟由 27 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组成。法国有 22 个行政区、101 个省,3.6 万个市镇。每一级均享有政治自治权。在地方自治方面,立法有两个层面:在欧盟一级,欧盟颁布《指令》(directives),法国政府则制定各项法律和行政法规。在这个架构里面,地方政府由当地居民直接选举产生,并在管辖权范围内自由行事。

政府机构之间的关系有三个模式,即补助、法规和口头(指示)。在补助金方面,每一级行政机构都可以向下一级或几级行政机构发放补贴,比如向可持续发展项目提供补贴;在法规方面,大部分环境法规由欧盟一级制定,并履行管制与制裁职责。同时我们有指示性规划、建议,三个模式可同时运行。举个水清洁的实例。2000 年,欧盟颁布水框架指令(2000/60/CE),要求每个成员国在 2015 年前达到一定的水清洁标准,这是一项法律,由欧盟直接管辖。如果成员国没能达标,须向欧盟缴纳高昂的罚款。法国制定了一项国家行动计划,但只是口头的,非强制性的,既无监督也没有制裁措施。由于国家政府并不确信各市政府是否能够完成目标,于是向市政府提供补贴,鼓励他们建设新的净化工厂,这属于补助金范围,补助金的使用会受到监管。

还有一个例子是气候变化减缓,欧盟有一个为期四年的《欧洲可持续发展战略》,法国也制定了一项为期四年的《法国可持续发展战略》,设定了具体的目标,特别是在气候变化减缓方面,即要在 2020 年将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 20%,到 2050 年减少 75%;在发展可再生能源方面,2020 年可再生能源将占全部能源比的 23%,这一数字在 2000 年只占 10%。在区域一级,每个区必须在 2012 年前制定各自《关于气候、空气质量和能源的计划》,明晰各区的策略和运作目标并制定行动计划,同时制定控制与评估结果的体系。

我所在的勃艮第区,是法国最美丽的地区,也可能是欧洲最美丽的地区,在 2011 年制定了该计划。在这个计划里具体有风力涡轮机的实例。这是勃艮第区风力涡轮机的分布图,粉色区域代表最利于发展风力的地区:拥有丰富的风力资源,没有城市化,没有技术困难(如机场、雷达干扰……),没有生态障碍(美丽风景、鸟类……)。

同时,我们也要考虑到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政府并不是推进可持续发展的唯一力量,而要联合所有的利益相关者:上述五个政治层面的政府机构、经济主体、社会主体、公民社会与非政府组织。每个利益相关方都要与其他相关方进行沟通、协商,分享信息和观点,寻找各方都认同的解决方案,唯有如此才能实现我们的目标。

法国建立了广泛协商机制,我们称之为《Grenelle 法令》,在 2007-2008 年期间,法国开展了为期一年的协商,在国家、地方政府、企业、工会以及非政府组织间展开广泛协商。最终,法国出台了两部法律,规定了 286 条不同的措施,涉及到法国可持续发展的方方面面。现在五年过去了,2013 年,法国在相同的框架下,就《生态和能源转型》开展新一轮的协商,以修正《Grenelle 法令》的相关目标和行动方案。

如今,地方政府必须与当地利益相关者沟通之后,才可以采取行动。对于每一个影响环境的项目来说,这是强制性要求。即使在法律上没有强制规定,地方政府也经常这么做。因为有关自然、气候变化减缓、生活质量的每一个项目的成功在于每一位公民的认同,以及所有行动者之间的良好协调关系。最后,可持续发展与治理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难题。首先可持续发展产生了新的治理问题,在一个全面运作的体系中,每个主体既是问题的一部分又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比如温室气体减排,个体的直接利益不能与未来人类的利益相悖,而且政府部门必须增强公众对各种挑战以及解决方案的意识。这可能需要不同级别的治理机构,以及各个层级的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展开大量的协商与谈判。

欢迎大家来到这个复杂的世界,感谢大家的聆听。

章仁彪:

接下来我们有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巡视员、研究员谢扬先生发言。刚刚讲的是利益相关者的问题,我们政府手中有权力(power),老百姓的权利(rights)(也)很重要,所谓的治理就是共同参与。我记得卡兰默先生有一本书叫《治理的革命》,治理(governance)本意就是要合作,要共治,不是政府一家的事,也不是 NGO 自己的事。

谢扬:中国集约、智能、绿色的新型城镇化必须包容农民工

谢扬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巡视员(原副部长)、研究员):

首先感谢大会主办方,特别是中欧社会论坛邀请我来参会。我和卡兰默先生已经合作十多年了,每次他的发言都富有前瞻性,很受启迪。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中国集约、智能、绿色的新型城镇化必须包容农民工》

我们对农民工的定义是有农村户口到城里打工的人。过去这个定义比较复杂,就是有土地的农民到城里打工;现在很多 90 后农民工没有土地,但是现在很多进城的大学生依然还有承包地但他已经有非农业户口了,这都是中国的现实。因此在城镇化中,推进智慧城市也好,推进可持续发展也好,我们怎么来包容农民工?

集约、智能、绿色是不少人提出的中国新型城镇化的三大目标,但是是不是能够公认,能不能实现还需要探讨。中国面临的城镇化问题无论是国际经验还是路径选择,还无法找到一一对应的参照和借鉴。因此中国领导人提出一个新理念,将积极推进城镇化作为加快形成新发展方式的着力点和打破城乡二元化结构的根本出路。我从三方面来阐述我的观点。

第一,毫无疑问,走向集约是中国城镇化必须面对的现实。中国未来 10-20 年必须以形成都市圈、城市群和城市带为主要发展格局的战略导向,否则无论是目前各方政府走地级市升级、造大城市的冲动,还是众多专家学者所一贯主张的重点发展小城镇都无法实现新发展方式和最终打破城乡二元化结构。在形成都市圈、城市群和城市带的城市化地区内部,协调发展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是全世界的规律,特别是大国的规律。协调发展不是人为的而是产业规律与城市布局结合的产物。以往中国的城镇化是开发区模式,产业和城镇是相脱节的。

因此,形成都市圈、城市群和城市带的城镇发展格局,不是单纯发展大城市,而是在现有格局下找到尽快形成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的产业调整模式,找到发展和改革配套的重点区域,这些区域应是加快形成新发展方式的着力点和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战略突破口。

第二,所谓智能绿色的城镇化新模式,国际上也众说纷纭。按里夫金《第三次工业革命》所讲的发展格局,基本上是以新能源革命为主线,以物联网为主题的新兴工业化基础上的城镇化。目前可以直接衔接的是,在欧洲已经形成的中小城市为主的城镇化格局。但对中国、美国、日本等以都市圈、城市群和城市带为主要城镇化格局的国家而言,显然还要另辟蹊径。因为欧洲都是中小城镇,基本上没有特大城市,虽然有几个但与中美日的大城市相比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从新能源发展方式看,可再生能源由于其成本下降、消费能力形成还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对于传统能源方式占压倒性比重国家而言,其接受创新的阻力也必然巨大,因为发展阶段和所处国际产业分工的初级和低端的原因,中国在劳动力成本变化、资源价格变化乃至城市开发格局、社会效益变化上都处在不利于创新乃至阻碍接受创新的处境。举一个案例,富士康员工自杀事件问题在中国出现,不是单个企业老板的问题,而是跨国公司在全球竞争分工机制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特殊制度背景下的产物。2.3 平方公里聚集了 20—30 万劳动力,工作、用餐、睡觉都在一起,本身就违背国家城市规划每平方公里 1 万人的合理规模。但是中国形成的开发区发展模式又有谁遵循这个规律呢?相反,富士康在劳动法、公司法、劳动保障法上都是遵纪守法的公司,比众多中小民营企业要更符合中国现行的法律制度。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大规模照搬符合国际标准、企业、劳工、公司运营、劳动保障等方面的法律标准,中国所形成的劳动力低成本优势将丧失殆尽,良好的就业态势以及产业发展前景都会发生逆转。如今在选择环保、低碳绿色产品和技术方面,以及传统的靠低端产品、低成本的工资、土地乃至融资环境等资源配置方面都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例如中国的光伏产业在此次危机中遭受重创,说明市场及资源环境变化,即便是新兴产业也有严峻的挑战和发生重组的可能性。新的模式国际上也在探索,我们中国应该寻找什么样的模式?

第三,重塑需求在国际上和中国本土也不是一样的。其中创新需求靠的是中高收入的消费引导,如果说有强大的中产阶级支撑,创新需求可以在此找到广阔的市场,特别是代表智能、绿色的创新需求与消费供给升级得以衔接。而中国处在大量由中低收入群体向中高收入过渡的阶段,这样的群体还难以迅速接受代表智能、绿色的创新需求,很可能被排斥在外,产生消费断代。更为关键的是中国不少低收入人群(2011 年总数约 2.1 亿,占城镇人口 1/3,占全国人口 19%),特别是农民工群体是以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支撑的收入阶层,如果保持他们收入稳定的基础,必然要求传统产业能够长期发展。各国产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难点都在于此。区别点在于,发达国家的低收入阶层形成原因之一是发展中国家低成本劳动力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到发达国家,造成强大冲击,使这些国家原有产业萎缩、人员大量失业。

本次金融危机所要求全球经济再平衡的焦点之一就是平衡上一轮全球化之后,解决这两类人群在不同国度中收入和产业的转型问题,中国低收入群体主要的问题是社会保障严重不足,而发达国家所谓低收入群体则是社会保障过度的问题。

整个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两类低收入群体对新一轮以代表智能、绿色的创新需求能否产生正常的供求衔接。中国目前面临的选择难题是,是大幅度提高农民工社会保障水平还是政府拟支持培育新兴产业技术创新?

目前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实行的低碳技术和创新资金扶持,以高价值转让和承担可核查的减排义务为代价,迫使发展中国家自我研发低碳新技术并自行解决转型中问题。而且,随着进一步改革开放,中国原有的低土地开发成本、低融资成本的开发区招商引资模式在新型城镇化转型中,难免使不少国外投资商感到投资环境似乎在变化。因此,在现实中,无论是向中国出口智能、绿色产品,还是转让这些产品的技术,甚至是直接在中国开发投资这些产品和技术都需要认真对待一个现实:中国存在以数量庞大的农民工为代表的低收入群体。

集约、智能、绿色的新型城镇化既离不开这些农民工的建设,也离不开这些农民工收入、就业的转型,要使数亿农民工成为中坚力量不断充实新的中等收入群体。我们不仅要有包容式增长,也要有包容性创新。

另外谈到户籍制度的观点,我把我的观点也说明一下。这一次讨论主题有一个偏差,认为我们推进城市化最终是取消户籍制度,甚至放开户籍制度,我觉得给予户籍制度这么大的期望是偏了。

我的口号是应该逐步淡化和降低户籍制度在改革中的作用来推进改革。

章仁彪:

谢谢谢先生,接下来我们有请瑞士联邦理工大学与洛桑大学合作项目经理、研究员林鸿先生。

中国的国情和欧洲的经验可能还需要一个连接点。

林鸿:日内瓦如何落实产业生态学原理

林鸿(Edouard Laurent)(瑞士联邦理工大学与洛桑大学合作项目经理、研究员):

大家好。今天我代表苏伦•埃尔克曼(SurenErkman)教授来这里发言,演讲的题目是《日内瓦如何落实产业生态学原理》,这是埃尔克曼教授与“产业生态系统解决方案”(Solution for Industry Eco-systems)公司合作的项目。

首先我简单介绍下日内瓦。日内瓦是一个很小的欧洲城市,有 44.5 万人口,但城市密集度非常高(12,130 人/平方公里),很大程度上依赖进口(能源、食品),当地经济主要依靠服务业(85%的人口从事与服务业相关的工作)。

产业生态学是一个概念,属于一个学术领域。它融合了所有人类活动相关的科学生态学和产业概念,旨在使产业体系与自然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转相兼容。在实践中,产业生态学意味着更加有效地利用资源,比如说,一种产业产生的废物用作另一产业的原料。产业生态学在上世纪 90 年代进一步发展,2001 年,日内瓦州将“产业生态学”概念纳入其法律,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赋予这一创新性方法以法律地位的地区。

日内瓦是如何落实产业生态学理论的?第一阶段我们研究了日内瓦的产业代谢(Industrial Metabolism),也就是说要把城市看成一个生命有机体(living organism)。首先要了解日内瓦市内的物料流(material flows),以便明智地修正、调整它们的流向,所以必须估算日内瓦经济耗用的主要物质资源总量,比如能源、建筑材料、食品、金属、塑料、木材、水等。

第二阶段是研究货物运输代谢(goods transportation metabolism);要鉴别潜在的产业共生关系(industrial symbiosis)。最后是向公众传播。

首先我们来具体分析下日内瓦的产业代谢。这是日内瓦州 2000 年的进入和流出日内瓦州的资源流总量:

我们将之分成“生产-消费-废料”三个部分。大家可以看到,水、建材、能源是进入日内瓦州最重要的资源。虽然很难对能源流与物质流进行直接比较,但如果做一个简单比较,37.5 万亿焦耳能量进入日内瓦,这相当于 87 万吨石油,也就是日内瓦市场最重要的第三大资源。同时,也要注意到“回收”在日内瓦废物处理中只占非常小的一部分。

接下来要确定主要的消费群体。从图表中可以看出,日内瓦资源的主要消费是家庭消费和第三产业消费。因此,我们要从这两方面着手寻找有效使用资源的解决方案。另外,了解产业代谢的另一个主要方面是二氧化碳或温室气体排放量,从图表中可以看出,能源的生产和使用是日内瓦温室气体的主要来源。

第二阶段我们研究的是日内瓦的货物运输。因为日内瓦的货物运输占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十分之一。第三阶段,我们研究了日内瓦的产业共生关系。产业共生是指两个不同的行业尝试交换其原料、能源、水或产生的副产品,一个产业产生的废料可作为另一产业的原料。如果要实现共生,合作与两个产业间的地理相邻性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建设生态工业园的要素。中国建了很多工业园区,但日内瓦采取了不同的做法,因为日内瓦已经完成了城市建设,无需建造新园区,而只需想法设法将这些策略运用到已有的产业中。

接下来我们看看日内瓦州在能源领域的产业共生关系。这里我主要讲热能。蒸汽、建材生产等的生产过程都需要大量热能,比如你可以将这些热能运输到距离较远的一些供热系统中,比如为温室、居民住房供暖。政府为这些热能定价。项目组在研究中标注了日内瓦州的主要热能消费群,如图所示,蓝色代表主要的能源和资源消费群,并寻找可能有兴趣使用这些热能的企业和产业。

下一个例子是在水领域可能建立的产业共生,因为水是人们广泛使用的一种资源。日内瓦的工业用水主要用于药物制造、食品加工、建材生产、金属加工等。工业冷却水可用于其他产业,这幅图中的蓝点代表主要的用水群。我们在地图上对可能有兴趣使用废水的不同产业进行了标示,比如在农业生产领域,如果园、蔬菜的灌溉、温室大棚,还有为绿色区域浇水、清洗街道和户外体育设施等。日内瓦还有很多废物回收公司,因为在废物回收之前它们需要用大量的水来清洗废物,所以这些公司对其他产业使用过的废水也会感兴趣。

通过这些研究和分析,我们提出如下建议:这一幅图标注了日内瓦州极有可能建立废水共生关系的潜在区域。

以上是研究部分。除此之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是大众传播,我们需要告诉公众可以做些什么。日内瓦市民可以在网上了解所有的研究与建议,同时我们还出版了产业生态学的综述——《日内瓦产业生态学——首批成果及前景展望》,网站有中英文版本,可以通过屏幕上的两个链接下载。

最后的结论是,在日内瓦落实产业生态学原理还是颇为困难的。因为日内瓦没有重工业,很难说服不同产业负责人率先发起改变,许多公司也不想依赖于其他公司。另一个重要的结论是政府是主角,因为它在经济领域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需要政府做出相应的制度和机制安排,并采取激励措施敦促企业积极参与、做出贡献。

非常感谢!

章仁彪:

接下来我们有请国家发改委城市中心规划院院长沈迟先生发言。

沈迟:中国城镇化的土地问题和人的城镇化

沈迟(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总规划师,规划院院长):

谢谢大家,我是最后一个发言,我叫沈迟,迟到的迟。我是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总规划师和规划院院长。我在这里讲三个比较大的问题。

第一是土地问题的挑战。城镇发展有空间的增长,会占用农田。中国有一部最严格的保护农田的《土地法》。将来城镇发展有没有这样的空间,我想一方面要转变发展的形式,用更集约、更智慧的发展方式去满足城市空间的需要;另一方面,中国城市的发展会不会因为占用农田,影响粮食产量,给世界粮食市场造成一些威胁呢?我觉得是大可放心的。最近,中国粮食局局长在一次讲话中提到两个数据,一个令人担心,一个令人欣慰。尽管近十年是中国城镇化发展最快的时期,也是城镇空间扩展最快的阶段,但我们的粮食连续九年增长。然而,在粮食运输、消费等过程当中浪费现象也相当严重。粮食局局长说,我们浪费的粮食相当于两亿亩土地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