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社会论坛 - China Europa Forum

巴黎，图片：远山

为增进中欧社会的相互了解，3月9日，中欧社会论坛在欧洲之友的支持下邀请中国专家到巴黎与法国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对话。题为“城市化和城市治理：欧洲和中国如何互相借鉴？”的研讨会聚集了来自中国的6位城市化专家和10名欧洲近五十年城市化进程的历史见证人。

研讨会内容丰富，中欧参会人对话坦诚。一方面，参会者们就双方今后的合作明确了方法论、主题及方式；另一方面，双方针对城市化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相互借鉴，共同面对21世纪城市化带来的挑战。

中欧社会论坛主席卡蓝默先生作了题为“二十世纪城市发展的思考”主题发言，介绍了欧洲近五十年城市化的进程、欧洲成功与失败的经验，这引发了中欧参会人对未来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的热烈讨论。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主任简要介绍了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情况、问题及对策，他坦诚精炼的讲话博得欧方参会人员的钦佩。中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引发了众多环境、社会问题，这都是中国官员和专家极为关注的焦点，中欧参会人对这些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并探讨了对策。与会嘉宾还讨论了如下问题：发展公共交通系统的迫切性、城市和农村规划需相互结合、行政体制改革、社会不平等……

参会人合影

协办：

皮埃尔•卡蓝默（Pierre Calame）
中欧社会论坛主席，法国城市问题专家，法国设备部原城市建设部副主任

“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欧洲城市发展有着共同的特点，但也存在相当多的差异。当前的欧洲城市无疑是一个极为丰富的经验之源。城市化进程相对迟缓的社会，尤其是中国社会，无疑可以从中吸取欧洲的成功经验。

如何建造更具活力、更可持续，并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适应环境的城市？我们不应只对城市规划的教学感兴趣，而也应注重经济、社会、政治和技术等各方面的因素。”

塞纳河， 图片：静心如斯

皮埃尔•梅耶（Pierre Mayet）
法国城市委员会第六计划(1972-1977)报告人，法国设备部前人力资源总经理

“可以这么说，法国的发展在1965年至1970年间发生了转折性变化。那时，人们渐渐意识到：法国不再是一个农村国家，而在迅速成为一个城市化国家。这一‘文化’革命塑造了当时社会上的新看法。

对规划而言，不可能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地球上的每个区域都是独特的，都有各自的地理环境和文化背景。因此，每一种规划方案都必须因地制宜。为此，各区域有必要拥有各自的‘战略情报’机构，即愿意将区域‘情报’提供给该区域各政府当局的组织。”

弗朗西斯•古耶尔（Francis Cuillier）
城市交通管理集团总裁

“城市规划的问题：这是时空层面的交叉，我们需进行长期规划，因为实现的过程很漫长。但一旦实现，结果可能却又不再符合需求，或者会带来新的问题。”

让•卢•德鲁比尼（Jean Loup Drubigny）
欧洲城市可持续发展项目(URBACT)秘书处主任

“在欧洲，人们享有自由选择在城市或农村居住的权利。没有任何法律条文阻止人们迁移到西欧大城市生活。”

蒂埃里•高旦（Thierry Gaudin）
法国工业部前展望处主任

“我们认为，21世纪的城市与20世纪的城市是不同的。首先对于全世界范围内的气候难民来说，他们要么去一个更宜居的地方，要么离开一个不太适合居住的地方。

20世纪的城市以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为主；20世纪后半叶，第三产业开始逐步发展。进入21世纪，制造业的发展渐渐脱离劳动密集型的特征，而第三产业对人力要素的依赖减弱，因为随着互联网通信技术的发展，可以实现远程操作。”

艾利 •法鲁（Elie Faroult）
Petits dé brouillards副主席

“在法国，乡下人和城里人享有同样的服务。如今，大部分建筑都在城区方圆20公里之内。在一定程度上，法国可以说是一座拥有6000万人口的大城市。

欧洲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很多经验，但这仅限于过去。我们还没有经历未来。在今天，只要在通信畅通的地方，人们便可以保持沟通，而不必再像以前那样走到一起才可以交流。随着城市的演变与技术的进步，我们需要一起解决未来的共同问题。”

巴黎圣母院，图片：静心如斯

“人们为了生存而来到城市，为了生活得更加美好而居留于城市。”
- 亚里士多德，古希腊哲学家

李铁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

“我们要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来应对中国城市化的问题。

首先，彻底取消户籍制度，允许农民和城市流动人口自由地在城市定居落户，我们不能一下子放开，要通过十几年的时间把这个问题逐步地解决。

第二项就是加快土地制度改革，提高对农民征地的标准，最终目标是使农村的集体土地和城市的开发土地同价同权。

第三项是加快城市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尽快地解决城市的分级管理制度。我们知道在欧洲的很多行政体制改革中实行地方分权已经是一个势在必行的形势。中国目前可能得从简化行政等级入手来减少行政管理层次，增加城市发展的自主权力。

第四项是逐步地重新进行设市审批制度。我们认为一些符合条件的城市应尽快地设立城市，回归城市的自主管理权限。

第五项是加快规划管理体制改革。城市规划需要跨学科的合作，需要经济学、社会学，甚至包括艺术和规划工程技术专家来更有机地融合，来对城市的规划管理进行服务，这也是西方提供的最好的经验之一。

所以，我们希望通过以后一系列的会议，来加强中欧的合作和交流，使这些实质性的、更有助于中国城市化进步的科学技术、行政管理的内容更好地介绍到中国，甚至包括大量的投资引入到中国，这是我们将来合作的很重要的一个目标。”

戴宾
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在城市化过程中，人口郊区化的问题，在中国这几年也表现得非常突出。主要特点是郊区人口的密度持续上升，居住在郊区人口的规模化，即城市中职业工人比重在大幅度提高。而且，原有土地性质由原先的农业用地向非农业用地转换。

导致人口郊区化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个是由农村流入城市的农民工有相当一部分选择在郊区（房价比较低，生活成本比较低）居住。第二种情况是原来生活在城市的居民，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开始考虑在空间更开放，生态环境更好的郊区进行居住，或者至少把它作为第二居所来考虑。第三种情况是，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原来城市里的工业、服务业、以及商贸市场、批发市场都往城市郊区移动，吸引了大批就业者。”

故宫，图片：NordicStar

卢晓东
成都市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

“城市化进程本身就说明城市比农村更有吸引力，我们城市所占的地方是有限的，因此我们要考虑如何让城市和农村相互促进。

社会开放是必然的，因此城市化也是必然的。中国的主要问题是如何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实现人们的自由迁徙、居住。”

詹庆明
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副院长、教授，武汉大学数字城市研究中心副主任

“有些城市的发展是摊大饼式的，造成了城市的发展既损害了农村的利益，占用了土地，对环境产生了破坏，又产生了大量的城市病。更重要的是，这种发展模式损害了周边农村地区的生态环境，因为城市的发展往往要有优先权，往往没有顾及到其他方面。不过，近年来发生了一些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在2008年，国家把《城市规划法》改为《城乡规划法》，这意味着不能为了城市发展牺牲了农村利益。在《城乡规划法》里，做城市规划的不光是大城市、中小城市，甚至包括镇、乡和农村都要做规划。

第二个变化是原来的城市规划学科是在建筑学底下更低一级的学科，现在把城市规划又单独拉出来变为一级学科，建筑学和城市规划现在是并列的，这样升级为城乡规划学。要增加两大块的内容，一大块是把人文社会科学和生态学等相关的学科吸收进来，而不是简单的建筑学。第二大块新增加的内容是新技术、地理信息技术、遥感、GPS、计算机分析等三维建模等可视化的技术（包括ICT），这样我们做决定就不是拍脑袋，而是经过分析的，有科学依据的，甚至有数据支撑的这样一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