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社会论坛 - China Europa 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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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2008年至2010年，20多个国家，60个小组，18个城市，约七百名来自欧洲与中国的参加者，以“会谈与汇流：中欧对话，锤炼共识”为主题再次相遇。中欧之间从区分“你我”，到寻求“我们”，共同探讨中欧社会面临的挑战。

2． 中欧社会共同面临的四个挑战（1-2）：1.模式挑战：如何超越当前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走向真正可持续的、和谐的社会？2.价值挑战：如何能够保持既与现代性同步又不以我们自身的价值做交换？如何在向他者敞开胸襟的同时葆存我们自己的身份？

3． 中欧社会共同面临的四个挑战（3-4）：3.管理挑战：如何以一种更全面、整合的方式管理我们的社会？如何能够使社会各阶层参与从地方到全球的决策过程？4.角色挑战：作为国际舞台的主角，中国和欧洲在全球治理中如何担当各自的责任？

4． 卡蓝默（法国思想家）：我想有三个普世伦理的支柱：第一个是“金律”，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第二个是对所有人的尊重，即西方社会的《人权宣言》。第三个是之于所有人，我们必须承担的环球责任。我个人非常强调实践的普遍伦理，而不是理论的普遍伦理。

5． 卡蓝默（法国思想家）：如何做到可持续发展？首先要把幸福与财富分开。第二，要生活好，需要在分享财富中使财富升值，变得更多，而不是在分配中使财富减少。第三，所以我们需要在我们当下所处的环境中创新我们的思维。第四，要敢于创新其他模式。

6． 卡蓝默（法国思想家）：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应该懂得更新自己的思维方式和制度体系；懂得在人们所相信的和人们所做的之间找到和谐一致；能够使每一个人，都能够创造出自己的价值，并发挥出最大的能量；优先创造那些对人类质量有意义的非物质产品。

7． 张万亭（前欧盟驻关协大使）：在未来社会，如果中国不参与，不承担起一个主人翁的角色，任何事情都不能成功，“当中国‘咳嗽’的时候整个世界都‘感冒’了”。在加入以法律至上的世贸组织后，中国学会了承担责任。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家的界限已经不很明显。

8． 张万亭（前欧盟驻关协大使）：没有一个智者是拥有一颗好战的心的。在每次做决定之前，我有一个自己的秘诀，我总是将四样东西充分联系起来，一个是知觉，一个是智慧，一个是本能，一个是内心，这也是我职业生涯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也是家庭生活成功的秘诀。

9． 黄万盛（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研究员）：世界治理已成为一个非常现实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在全球化大背景下，世界治理问题开始凸显出来，至今为止，世界治理更多地表现为对与生活方式的思考，对于经济增长方式的思考，对于价值与人们理念的思考。

10． 黄万盛（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研究员）：近代社会最重要的问题是，大工业的生产方式导致了在欲望基础上的消费生活方式。工业化是给人类带来财富，可是给人类的生活方式带来很多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我们要改变对现代化的那种简单的崇拜，去思考一些负面作用。

11． 黄万盛（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研究员）：我们一直有一个观念，认为非洲非常落后，那只是在发展和现代化的意义上说，它拥有的很多资源实际上我们并不了解。非洲有一个谚语“地球不是祖先留给我们的遗产，而是子孙托付我们保管的财物”，我们有责任保管好地球。

12． 于硕（中欧社会论坛总监）：相互协助是二十一世纪新的伦理，因为在全球化的世界，人类的命运息息相关，各国必须同舟共济，共同应对世界面对的各种挑战。无论如何，全球化的现实告诉我们，如果你的幸福不是其他人的幸福，其他地区发生的灾难都是你的灾难。

13． 陈彦（欧洲华人学会秘书长）：今天人类除面临经济危机之外，还遇到了资源的短缺，生态恶化等挑战。在这种挑战面前，人类一方面要对自己的传统和现有制度进行再认识，同时也需要越来越多同更多的国家讨论，如何面对当前的危机以及未来还会出现的各种危机。

14． 陈彦（欧洲华人学会秘书长）：欧洲政府和社会有着非常明确的分工和相互的制约，也有比较充分的代表性，因此必须把政府、社会、企业的代表全部集中起来，才能够比较全面的对话然后达到治理的效果。我希望中国也能从这几个方面和欧洲进行对话。

15． 陈彦（欧洲华人学会秘书长）：欧洲有不少舆论谈到应该从根本上颠覆发展这个概念，发展不是经济的增长，更不是企业的扩张，利益的膨胀和GDP的升级，发展最重要的目的是保障人的生存和幸福，人是第一位的。

16． 格哈德•斯塔尔（欧盟地区委员会秘书长）所谓保护文化的多样性，我们首先是要承认地区的认同，其次是发展地区的经济，第三，增强包容性，不管是大的或者是小的国家他们都有共同发展的权利，那么这也是我们欧洲的核心原则。

17． 何增科（中央编译局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公民社会有三个结构型要素：第一个要素是指各种公民社会组织或者志愿者组织；第二个要素是公民社会的积极行动或者是社会运动；第三个要素是民间公共领域，即公民在这个领域里面自由地讨论公共问题，形成公共舆论。

18． 何增科（中央编译局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公民社会在西方国家复兴有两个背景：一是福利国家的兴起；第二，公民本身希望在国家之外争取到独立的、自主的活动空间和活动领域，这样人的个性才能得到张扬，个人的创造力才能得到保障，个人的利益才能得到保障。

19． 何增科（中央编译局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中国公民社会组织在逐渐壮大，早期的公民社会组织的领导人往往是个人魅力型的，在组织内部的作风比较强势；第二代领导人到第三代领导人在社会组织内部变得更加平等了，现在中国的公民社会已进入这个阶段。

20． 何增科（中央编译局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中国公民社会虽然从门类数量上都比较多了，但是还存在一些结构性缺陷。比如说公益性服务的组织相对数量比较少，会员俱乐部式的会议性组织比较多，这个社会真正特别需要的是公益服务的组织。

21． 师曾志（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教授）：在中国，公民社会的概念应该有三个特征：一是有一种社会组织——现在也叫做非政府组织或者是叫做非盈利组织；二是有一种沟通的空间的存在；三是公民的美德，亦即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22． Arnaud Blin（欧洲治理学院院长）：大家都知道联合国是很重要的，但是如果指望联合国什么都做，那就是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它是没有能力做的。现在关于治理的思考，就是针对联合国的无力和针对我们面对问题的复杂才会产生新的有效治理的机制和方法。

23． Arnaud Blin（欧洲治理学院院长）：论坛把一些在原有的结构当中不同的人组织到一起，参与的人非常多元，角度很多。我们现有的机制使得许多人像车厢似的，一个一个的车厢给分开了，条条框框的划分，使他们不能够相逢，论坛蕴含着新的可能性和新的智慧的产生。

24． Arnaud Blin（欧洲治理学院院长）：中国人会说“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但这种口号在西方世界，尤其像是法国是不正确的，因为法国完全是建立在一百年的国际主义和协同治理的概念上的。世界治理的问题最终的定位就是整体的利益，它应该高于主权国家的利益。

25． 于硕（中欧社会论坛总监）：论坛以“提升唯一人类意识”为使命。我们能不能在面对同一个世界，同样挑战的时候，寻找可以共同行动的方案？现在全部的问题在于不承认他者。所以寻找“唯一人类”或者是承认这个已经存在的“唯一人类”成为论坛的一个基本定位。

26． 张小军（清华大学人类学教授）：中国文化这个母体现在遭到了很严重的破坏，是“失魂落魄”的状态——文化的失魂、文化的落魄。从历史上看，我们的文化遗产大部分是乡村孕育出来的，所以我们现在希望通过文化遗产保护在乡村里面重新发现和寻找文化母体。

27． 阿梅尔•余艾特（法国雷恩大学人类学与社会学教授）：19世纪中期始，法国全民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有所提高，因为文化遗产就是一个社会记忆。关于遗产的重新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一般意义上讲，它更强调那些即将被人家放弃，但是不应该放弃的东西。

28． 张小军（清华大学人类学教授）：商业化、国家化和城市化是文化遗产保护的三大杀手，然而，在保护和开发遗产过程中也需要这几种力量，尤其是商业化和国家化的资源、资本和权力，因此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商业化和国家化。城市化是一个最大的风险。

29． 张小军（清华大学人类学教授）：现在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用一个字概括就是钱，一切向钱看。这种情况下，商业化对于文化遗产保护的冲击是非常大的，它冲击的是整个文化的母体乡村。我们对村落文化遗产应有敬畏之心，而不是当做一个挣钱的工具。

30． 张小军（清华大学人类学教授）：我们强调城市文化不一定是优秀的，这也是全世界很多学者的共识。比如说过度的消费欲望，过度的消耗资源等等，这些实际上给社会的长远发展带来非常大的危害。城市文化不一定是优秀的，乡村里面有很多优秀的文化。

31． 阿梅尔•余艾特（法国雷恩大学人类学与社会学教授）：布列塔尼的遗产保护过程经历了四个阶段：一重新发现的过程，这很漫长；二个对遗产做统计，做遗产名录；三让所有的民众来了解遗产；四让遗产成为大家共同分享的东西，成为大家生活的一部分。

32． 阿梅尔•余艾特（法国雷恩大学人类学与社会学教授）：遗产保护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让我们重新发现已经丢失的价值观，这种保护急需要国家层面的良好规划，更需要百姓的积极参与。

33． 李松（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主任）：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把最好的生态留给了未来。这些传统社区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公益事业的共享，在最高端的学府里也构建不出来。他们未来对人类会有巨大的贡献，我们应该非常加倍的去珍惜，去呵护，去保护。

34． 陈彦（欧华学会秘书长）：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不是以反对西方或欧美为宗旨，而是建立一个独立的、现代的中华民族国家。现在，民族国家已经建立起来，在没有外来入侵、也没有外来威胁的情况下，再来鼓吹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就成了一种排外的、仇外的民族主义。

35． 杨煦生（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世界宗教与普世伦理中心主任）：我们历来有民族，但是未必有主义。一旦成为主义的时候，就必须找出它的基点。我们要警惕在国家之间有文化冲突的时候，以文化、以种族为号召的民族主义。

36． 杨煦生教授：像欧洲人跑到东方去找这种异国情调一样，我们现在是在寻找内部的异国情调。比如说从北京跑湘西去，跑云南去，跑泸沽湖去，去寻找纳西族、摩梭族。其中有文化上的尊敬和欣赏，更多是有商业利益。我觉得我们要警惕的是这种自我异国情调主义。

37． 陈彦（欧华学会秘书长）：我们对民族传统的商业化基本上是没有制约的。加上权力和资本，进行肆无忌惮的干预。当地继承的一套仪式，有它的一套文化传承，每一次的祭奠活动都是有特殊的文化意义。如果游客天天来，天天表演，就失去了它整个的意义和存在的价值。

38． 杨煦生教授：梵蒂冈不会因为游客众多而每天表演弥撒，涉及神圣价值的仪式不可表演。不过，比如巴伐利亚的山民，穿的皮短裤，喝着啤酒，唱着他们巴伐利亚的山歌，这一部分它可以经常性的表演，因为它不涉及神圣价值。

39． 杨煦生教授：在山区的少数民族，他们与外部世界接触了以后，变得更认同外界所谓的文明生活。他也想尽快进入这种生活，他所能做的就是出卖自己的文化，把自己的文化商业化，把整个生存环境现代化。这一部分我想有一个阶段他们会很高兴，但是这个阶段会很短暂。

40． 陈彦（欧华学会秘书长）：我们必须有一个开放的心态，来对待我们的文化传承问题。但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光大，绝不能够由某一种政治观念来引导，也不能由某一种政治力量来引导。这个需要我们对外要有开放的心态，对内也得有一个开放的心态。

41． 黄居仁（香港理工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语言是一种建立信任的机制，使用相同语言的时候，沟通是容易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人类使用语言，更多的是说谎和欺骗。因此，同一语言之间的冲突更加尖锐。但是，冲突往往不是语言的问题，而是信任基础的问题。

42． 黄居仁（香港理工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冲突是永远存在的。冲突的治理要建立在信任上面，对信任需要有新的理解，不同的情境下有不同的信任。承认你我之间的差异，承认你我之间不同的目标、不同的价值观，然后再寻找价值观的共同点来搭建沟通的平台。

43． 黄居仁（香港理工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整个人类文化的传承，有这么多语言，有些语言就是要死掉，但起码要做个记录，这是语言典藏，这是我们作为人类的责任。大社会要容许这些小族群的话语权，小族群也要把他们的文化跟社会共享，这个语言才能活下来。

44． 保罗•张万亭（欧盟驻世贸组织前大使）：国家主权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在某些领域实现趋同和谐，阻碍了和谐一体化的进程。解决这样的问题，需要改变一种观念，确立分享主权的观念，这种做法在欧洲有了非常好的先例，即欧盟。

45． 保罗•张万亭（欧盟驻世贸组织前大使）：中国人引入了欧洲式的民主，可能引起巨大的混乱。中国如何既保持权力的稳定，同时保持给人民自由和尊严，这样才可以保持长期稳定的发展。在民主问题上，要在行政权力的能动性和个人自由方面寻求一种平衡。

46． 保罗•张万亭（欧盟驻世贸组织前大使）：恐怖主义源于贫穷和绝望。恐怖主义是对于强权绝望式的反抗。实际上，有的人占据了强权的位置，对有些人进行剥夺，这些人感到绝望就会采取反抗，反抗不能取得很好的效果，就采取恐怖主义。

47． 保罗•张万亭（欧盟驻世贸组织前大使）：劳资关系紧张，需要自下向上的治理模式。我非常乐意推动治理的观念，没有治理的观念，政府总是从上采取决定管理下去，是不行的。要考虑下层是否同意和赞同，政府要理解和采纳民众的观念，民众是利益相关者。

48． 保罗•张万亭简介：越南人，早年在一位神父的帮助下逃难到法国，凭着个人的吃苦和勤奋获得政治经济学博士。早年在法国经济部部长办公室，后到欧盟总部工作。是法国国家骑士勋章，巴西、泰国、象牙海岸等国家的国家勋章获得者。中欧社会论坛创始人之一。

49． 王振耀（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福利国家是通过国家建立一套福利制度来保证全体公民共同享受退休、养老、儿童福利、残疾人福利、教育福利、住房福利等。现代福利国家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社会福利的资金、物资，另一方面是社会服务。

50． 王振耀（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中国福利严重滞后，中国现代的当务之急是国外100年前，或者50、60年前做的。英国1908年就确定，一个贫困家庭只要70岁以上就可以领养老金。中国现在都不敢想象，80岁都没有这样的待遇。我们的社会对福利太陌生了。

51． 王振耀（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国家福利越高创新能力越强。社会发展是一个木桶理论，福利是中国社会的短板，已经短得不能再短了。2010年，中国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我们福利制度很差，但却是美国最大的债主，我们的确需要反思。

52． 王振耀（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在推进福利工作时，责任政府的概念很重要。责任政府不能按照传统的救济方式，即“阳光雨露式”的救助概念，政府想什么时候救济就什么时候救济，想给谁就给谁，想给多少就给多少。

53． 王振耀（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现代国家的福利制度不是建立在防止个别人懒惰的基础上。在进行探索的时候，不期待不能一个制度解决所有的问题，特别是在公共福利制度方面，有个别懒汉出现非常正常。因此，制度设计应考虑的是基本公正问题。

54． 冯兴元（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多渠道的社会救助或者是辅助资质体系的建设非常重要，这个多元化体系的建设跟维护，本身就是政府职责之一。此外，政府不能垄断公益事业。

55． 杨鹏（中国体改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员）：好多渠道都在实现着社会福利的功能。政府是一个转移方式，且非常重要。还有很多层面的转移方式，如家庭、公益组织、宗教组织。所有的转移方式只要有助于福利，有助于社会资源流向一些需要的人，都应该鼓励。

56． 杨鹏（中国体改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员）：中国30年改革有一个经验，哪个领域非政治化了，哪个领域就非常活跃，就繁荣起来了。公益也有一个非政治化过程。基于对人性的信任，福利才能做得好。

57． 潘屹（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在传统上我们一直是居家养老，但是目前家庭结构变得简单，核心家庭、空巢老人增多，所以需要强调养老服务的社会化。国家首先应该建立基本养老制度；另外，制订养老社会福利政策。

58． 潘屹（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为什么强调积极的老年化？老人并不是一种社会负担，欧洲延长老人的工作年限，老人一方面在退休以后也常常是志愿者和义工，在积极得为社会做贡献。在中国也是这样，中国许多退休的老年人也愿意为社区做事情。

59． 潘屹（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中欧应对老龄化的差距在于：欧洲对养老服务有比较完善的金融支持体系；养老服务的机构、行业管理从业人员达到了专业化；社会、国家和企业多方合作投入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标准化体系建设，如法律法规。

60． 赵锡军（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中欧双方的经济专家在信用评级机构上有相当大的共识，因为目前这些评级机构，在欧洲主权债务中间推波助澜，起到了一种刺激助长的作用。欧洲正在组建自己的评级机构，以打破这些评级机构被美国人垄断的局面。

61． 赵锡军（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地方融资平台存在很大风险，规范融资平台很有必要。一是融资平台本身，因为融资平台没有主营业务，他的现金流的管理等具有很不规范的特点。二可能会牵连到地方政府的财政，风险较大。

62． 郝劲松（青年法律学者&著名公益诉讼人）：中国的法律人从理论上来说并不少，包括各个法学院的老师、学生。但在涉及到公共事务的某些事件中站出来说话的人并不多。法律人试图走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去参与的积极性常常会被一些司法不独立的状态打压甚至受挫。

63． 郝劲松（青年法律学者&著名公益诉讼人）：即使是一个不公正的判决我们也希望有一个结果，让大家看到这种腐败，看到这种不公正。就像一个人生病了以后，我们要暴露它的病灶，这样有一天医生才会给它动手术。我需要一种结果，这是我对当事人提出的唯一要求。

64． 郝劲松（青年法律学者&著名公益诉讼人）：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底线。中国目前的法律困境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主要是司法不独立以及法律本身存在漏洞。因此，解决中国法律困境需要从制度下手，专业主义才是专制主义的天敌。

65． 展江（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教授）：中欧记者确实存在着很多共同的地方，我们大家都认为作为新闻从业者必须坚持一些底线，这些底线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欧洲都是相同的，比如说我们要坚持独立，坚持新闻的客观性，坚持以报道真相为自己的基本使命。

66． 展江（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教授）：我希望中国的官方把这方面的限制减少一点，让我们更加客观、理性地、公正地看待中国和欧洲、看到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问题。如果有过于强大的民族主义、过于强大的宣传意图，这种沟通一定会遇到障碍的。

67． 弗朗松Alain Franchon（法国《世界报》主编、专栏作家）：原来中国的记者是那么专业、投入地工作，他们都很愿意付出时间、热忱，甚至生命，尽量争取在国内有不同的言论自由空间，而且非常愿意冒险去做一些调查，去发掘社会各方面的问题，这些让我印象深刻。

68． 弗朗松Alain Franchon（法国《世界报》主编、专栏作家）：在法国，记者没有受到新闻审查上的什么限制，因为法国有非常好的法律保障记者的权益，尽管有时候有些人觉得他们的报道失误，要去控告他们，但是记者们大部分时间会胜诉。

69． 克里斯多福•彭斯Christophe Pons（法国大里昂区城市发展局代表）：居民才是自己社区的专家。在欧洲社区治理中，居民非常了解自己的社区，能够通过参与社区委员会的方式，对社区内建筑的建造方案、物业管理、绿化维护等提出自己的建议。

70． 王醇晨（上海市杨浦区教育局党工委书记）：随着社会的转型和政府职能的转变，居民由以往的依赖单位向依赖社区转变。可通过加强宣传、培育社会组织、加强中欧城市居民之间的交流活动、加大投入、完善法律法规等方式，激发社区居民参与社区的建设与管理的热情。

71． 彭斯（法国大里昂区城市发展局代表）：如何提高居民参与城市治理的自觉性？首先要多组织中欧城市居民之间的交流活动，引发他们参与社区治理的兴趣。其次，需要政府加大对社区项目的资金投入。第三，可以建立一些专业的地区组织，帮助居民完成一些社区项目。

72． 蔡穗声（广东省房地产行业协会会长）：社会保障住房是由公共财政提供给低收入者的公共品，重在解决居住权而非财产权。目前，中国的社会保障住房必须尽快惠及低收入人群。在当前的财力下，政府过早地保障中层收入，表面上看是公平，实际上更不公平。

73． 蔡穗声（广东省房地产行业协会会长）：租房问题在中国研究很少。我们现在单是调控买卖市场，很少考虑租赁市场，租赁市场很多不合理，税费太高，租赁过程的手续太繁琐，附加了很多不合理的要求。

74． 米歇尔•罗卡尔（法国前总理）：在管理上，欧元并没有形成欧洲层面的统一货币政策，在汇率问题上也不一致，这决定欧元无法承担统一联合的职能。中国希望资本主义在全球都产生好的作用，但必须要理解它的局限性。它是不稳定的，需要有一种管理者和治理者的思维。

75． 格哈德•斯塔尔（欧盟地区委员会秘书长）：我认为，你们应该支持那些已经处于发达经济中的人群去追求一种不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经济产品。同时，你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使你们劳动力的主体——不大能胜任工作的广大农村劳动力——融合到经济中来。这不是做选择题。

76． 王震国（上海城市管理学院城市发展研究与咨询中心主任）：区划调整不能形成习惯，应该是一种小概率事件，不能普遍采纳。它可能的负面影响：一是扩大化，超越国家规定的城市规模；二是降低门槛，盲目引进项目，甚至污染的项目；三是编制、机构、投资盲目扩张。

77． 张险峰（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与区域规划设计所副所长）：事实上，我国现在这种扩大行政区的做法和国际上的大趋势恰好相反。在国外，现在更多的是强调分权治理，这样会给各区带来更多的自主权和竞争力。国外的城市更强调的是功能架构和空间架构。

78． 成思危（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要对火力发电等污染环境的企业进行征税。我们现在就要开始计算环境成本，就要逐步推进碳税，要对一些污染环境的生产工艺进行征税，这样可以拉近新能源和化石能源发电成本之间的差距。

79． 成思危（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房价不可能下降超过25%，不是说一定跌这么多。房价一跌，到一定的程度需求一增加，它就不会跌很多。其实，现在真正需要政府照顾的是30%左右确实没有房子的人，而不要把那些要改善的人账全算在这里头，不然永远都解决不了。

80． 成思危（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美国次贷把钱贷给没有还款能力的个人，中国将来发生“次贷”危机可能是把钱贷给了那些没有还款能力的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的还款能力靠什么？靠卖地、税收。对没有还款能力的地方政府将来就不能再让他们借钱。

81． 成思危（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发展低碳经济要“四管齐下”，即发展不排放二氧化碳产业、减少排放二氧化碳的技术、利用二氧化碳、处理和封存二氧化碳；对于中国来说，则需要减少排二氧化碳的产业。

82． 黄万盛（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研究员）：对于学术抄袭、学历造假，该不该打？做错了就该打。但是，被打的人，他的个人角色和社会角色中的交错，我们该如何处理需要慎重思考。不能采用痛打落水狗的方式，更不能侮辱知识分子的荣誉和象征使命。

83． 王振耀（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慈善只是公民社会的一个基础，只是一个起步。我常常说只要名牌大学普通学生的卫生间里有了卫生纸，中国社会可能会加速度进步十倍，因为中国文化更尊重普通人，从知识界做起。

84． 周弘（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问题研究所所长）：为了使交流有价值，我们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宽容和理解力，需要彼此相互尊重、相互容忍、相互倾听，需要共享我们不同的经验，唯有如此，才能保证认知的丰富和共识的形成。全球治理的前提是不带任何成见的平等对话。

85． 阿尔诺•布兰（中国与欧洲的世界角色及世界治理小组欧方组长）：当今，有三个全球治理体制：一是建立在实力和平衡基础上的强权体制；二是被简单称作“集体安全”的体制，如联合国；三是欧盟。构建新的世界治理的指导原则应从主权原则过渡到相互依存性原则。

86． 卡蓝默：一百年前，不同社会间的关系如同相邻的村落之间的关系，人们为了经商、合作与争论而聚在一起，事后，又各自回到自己的村子。现在，不同社会形态之间的相处更像同租一套公寓的租户，他们得共用一个厨房、一个卫生间。这是一个根本意义上的改变。

87． 卡蓝默（Pierre Calame）简介：巴黎综合理工学院首席工程师，“中欧社会论坛基金会”主席，“协力尽责多元的世界联盟”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城市问题专家，前北方钢铁公司（Usinor齐诺尔）秘书长。曾任瑞士的国际基金会“欧洲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会长。

88． 完：全球化进程带来的诸多新问题，让我们别无选择，必须对话。中欧社会论坛不只是“中国”与“欧洲”之间的对话，精神碰撞也发生在中国人和中国人之间、欧洲人和欧洲人之间，与会者职业不同，背景相异，这种多元化让他们在思想碰撞和探索的过程中产生更多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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