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社会论坛 - China Europa Forum

年过五旬，虽然头发还算黑亮，但胡子已明显花白。三十多年来，他几乎走遍了中国境内的没一条河流。

7月，正值酷热。杨勇正带着队员在雅砻江做考察。电话接通，一声低沉的“喂”，让人联想起他的外表。

年过五旬，头发还算黑亮，胡子已明显花白。可每次集合出发考察，他几乎都是承担任务最重的一个。

他常常又开车又爬山又拍照又记录，比同去的年轻队员负重还多。这让同行的人叹服：某次，经过垮塌的山，很多人都是吓懵的表情，因为确实太危险了，而杨勇依然是处变不惊，心无波澜。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他就投身地质探险。一座崩塌的山，在外人看来是恐惧或是沧海桑田，对他则意味着要弄清大量相关的地质信息，以及对人类生活的影响。

30多年来，他以一个民间科考者的身份，自筹经费，自组团队，在青藏高原长江源区、新疆、西藏、四川等地考察，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

从80年代试水科考，到90年代辞去体制内工作，杨勇全身心投入，就连50岁生日也是在陕西渭河入黄口度过的。30多年间，虽无体制名利，但也获取了更大的愉悦。这个愉悦是什么？或许就是自然的纯粹。

闯将

杨勇生在四川，和很多四川人一样，很小的时候，身上就有一股闯劲。

他从小就爱从地图和各种信息中找寻自然的秘密。大学，他如愿以偿学了地质专业。“当我到达一个又一个的神秘之地，收获一个又一个的发现，那种喜悦难以形容。”杨勇说。

1980年代，杨勇参加了那场轰动全国的长江漂流。当时，一家美国公司打算完成首漂长江的壮举，在那个精神高亢的年代，在“长江首漂决不能让外国人抢走”的雄心壮志激发下，杨勇参加了长江漂流，自此与江河结缘。

长江漂流后，杨勇感到人们对长江了解太少，写总结材料时，杨勇是越写越迷茫，越看越苍白。此后几十年间，杨勇徒步考察金沙江、雅砻江，全程考察雅砻江的自然生态环境。1999年赴可可西里考察沙尘暴，与美国峡谷专家考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并赴可可西里、新疆考察……他几乎走遍了中国境内的每一条河流。

“干这个事，没有闯劲不行。”杨勇说。在路上，各种突发情况都有，生命威胁也是家常便饭。

在走上科考路的早期，1988年8月，他和同伴徒步考察金沙江100多天。一天来到了一个乡，身上只剩下30元钱。衣衫褴褛的两人和一条跟随他们的大狼狗无力地躺在乡政府门口。那天正是乡村赶集，一时间乡政府门前围满了人。杨勇在昏睡中隐约听到：“耍把戏的，快开始啰！”他们仍然昏睡，不一会被人拍醒，“走走走，到工商所登记去，要交费才能开演。”一时间，杨勇不知所措。经再三解释，他们才被请进了乡招待所。于是，4个月来，他们第一次在床上睡了一觉。那种美妙，让杨勇至今难忘：“真是无比的享受！”

那次长考后没多久，1992年，杨勇辞掉公职，从体制内跳出。这一举动就是放在今天，也足够让人思量很久。但从闯劲去理解杨勇，往往会简单的多。在刚刚27岁的时候，杨勇就敢把自己掌握的第一手水利地质资料发给国务院、李鹏总理、宋健主任（原国家科委主任）等等，而除了四川省环境科学协会给了鼓励的回复外，其他均杳无音讯。“那时候，我一点都不慌，闯了就闯了，这就是一个愤青干的事，现在看来很幼稚。”杨勇回忆说。

此外，杨勇还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国家在开发建设中对问题的认识是渐进的，中国的变革很快，发展迅速，开发的步伐并不是渐进的，而是以前所未有、日新月异的速度在展开，现在还经常能听到跨越式发展的口号。

“但是科技积累不够”，杨勇说，“像长江这样重要的流域，特别是上游如此多样复杂的地质生态背景，科考空白不少，科学成果的突破就更需要时间和努力，规划和决策肯定会有失误和偏差，这就需要多元化的研究和意见，这是非常紧迫的，因为我们犯下的错误远远超越了我们纠错的时机和能力。”

杨勇也感到奇怪，为什么自己当时那么年轻就能考虑这么深刻的问题，就能和很多老牌水利工作者和科学家思考同样的问题。

虽然他自己从没找到过答案。但旁人看来，一个瞬间就可以解释。那时的小伙子杨勇努力找有关资料，找到了唯一的一本《长江上游河谷地貌》，还是1965年出版的。杨勇立刻有种感觉：“我特别想去补充这些看法。”

绕来绕去，终究绕不出他对江河的好奇和热爱。

“我将成果献给时代”

在杨勇自己的定义里，1991年是个特殊的年份。那一年，他开始真正有目的关注江河与水的问题。

这源于他徒步考察雅砻江。期间碰见南水北调西线工程调查队，当时他正振奋于雅砻江的水电蓝图，却不知在当时南水北调西线的规划中，该江上游的水将被调走。

雅砻江将成为水电明珠，怎么又要把水调走呢？而且当时亚洲最大的二滩水电站已经在雅砻江开工，没了水，水电站还有什么用？这不是矛盾吗？杨勇产生了要把事情搞清楚的冲动。

从那之后，杨勇所有的考察和科研工作都和江河的开发影响紧密相关。接下来的20多年，杨勇的科考课题包括长江上游防护林建设、长江上游地质灾害治理、西部大开发、西南水电大开发、矿产开发、旅游开发等等。

探险性的考察活动，对公众而言，最感兴趣的其实是“探险”。杨勇每次讲演，下面的听众听得最津津有味的，也是探险。

现在户外探险火热，驴友遇险呼救，百十号人的搜救队伍前往救人的新闻也很多。但在杨勇的考察中，从来不存在“救援”。

他说： “救援太复杂，要动用大量人力、物力、社会资源，更重要的是在那种情况下，救援者可能还不如我们熟悉道路，比我们更危险。我相信自己的处置能力，在我的方案里就没有救援这个词。”

杨勇不是个迷信运气的人，他知道，在野外，你越冷静，越淡然，越可能在绝望时找到希望。长期深入无人区，风险巨大，翻车、陷车、断油、断粮、团队分歧等等，一个细节可能就决定生死，他早就忘了什么叫恐惧。

“每个人生理上会恐惧某种状况，比如我，不恐惧高山和悬崖，但天生恐惧水。综合来看，这些对我都有吸引力，尤其是要考察，这些都必须要过去。上天在盯着我们，很多次都是面临绝境，终有一个偶然因素让我们绝处逢生。这很奇怪，到现在我都无法解释。”

2006年，他开始南水北调西线考察。上路后，为不让外边的朋友担心，不给他们增添负担和牵挂，几乎全部断掉联系。2007年春节期间，考察队在通天河、长江源被暴风雪和沙尘暴围困，即便如此，朋友资助的一台卫星电话他们也没有使用过，预存的1500元话费最后也分文未花。考察结束后，队员们个个蓬头垢面，如逃难者流落荒原。

“但我们走过来了，走得从容，走得悲壮，走得苍劲，带回了收获与思考。”杨勇说。

这是杨勇一以贯之的宣言。2008年汶川地震，杨勇正在四川省甘孜州率领一队科考人员在野外工作。得到地震消息后，他们马上开赴汶川——长期的野外探险和地质研究经验告诉杨勇，汶川在岷江河谷，那里峡谷纵深且有很多水电站，地震会造成如大型崩塌、山体滑坡、堰塞湖群等地质次生灾害，尤其是抢险救援工作会集中在城市，但很多受灾人群在山区，难知难救——尽快地考察出地震造成的地质灾害，为救援工作提供依据。

因为路况危险，沿途政府阻止所有人冒险前进。杨勇碰巧车上有一份一年前有时任总理温家宝签名的科考报告批示，于是他就以“执行特殊任务”为由，一路畅通——不灵的时候，杨勇就拍桌子，一种不顾一切“执行特殊任务”的气概，让对方没辙。事后他们才知道，自己是进入灾区的第一支民间科考队，比政府相关部门还要敏捷。

在岷江河谷灾区考察了10天，杨勇提交了宝贵的第一手地震地质灾情资料。其后的一年时间里，杨勇又地毯式走遍了灾区并选定了十余处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在汛期和汛后进行了追踪考察。尤其在9月汛期最猛烈的时段，杨勇一行冒着夏日高温和废墟中散发出的尸臭在北川城四周的崩塌石头堆里串来串去，闪电雷鸣、特大暴雨、地动山摇加上帐篷被吹翻灌水，他们亲身经历了震后次生灾害的威力，并更加认识到灾后重建中对地质次生灾害调查研究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杨勇后来以民间人士的身份，参与了多个有关地震的研讨会和灾情分析会，不断实地考察、分析、思索，最后他的心血结集为《龙门山地裂山崩——512汶川地震地质遗迹及地质次生灾害》——一本地震地质考察的图文集。杨勇说这本书记录了地震灾区重大标志性的有科研价值的地质情况、汛期中地质遗迹次生灾害的发生情况，以及地质灾害后的发展趋势、研究线索、灾后重建依据等。

难以摆脱的使命感

如前所述，即便是30年后，杨勇依然没琢磨明白自己当年为什么那么“愤青”，“我的经历很简单，就是一直一根筋地干这个事。”

多年对江河考察研究与对河流理性开发的呼吁，使杨勇逐渐成为公众人物，汶川地震后，他与政府的互动也多了起来。汶川、舟曲，地震灾后重建区一个个曾经被他提出过的隐患相继成灾，这使他的观点逐渐受到关注，经常被发改委、环保部、国土、安监等政府部门邀请参加讨论。

可是，并非所有人都愿意听其逆耳忠言。某领导就曾拒邀杨勇参加会议，认为他“有些观点会让政府尴尬”。因民间身份，杨勇向各部递交的报告，少有直接回应，其学术成果也常成为别人的论文与讲话。对此，杨勇并不在乎：“只要对社会有用，我就心满意足。”

一有机会，杨勇还是会立刻投入到科学考察中。2005 年3 月, 四川省社科院退休的前副院长、著名经济学家林凌向杨勇提及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希望杨勇提出问题。杨勇决定做一次实地调查。

他筹借了16万元匆匆出发，考察目的地则是西线工程枢纽规划区、调水水源地和黄河上游受水区。夏季7、8、9 月是青藏考察的灾难季节, 沿途泥泽众多，陷车无数，但杨勇和同伴义无反顾。120多天的夏季考察结束后，杨勇了解到一个线索，即调水源区冰情对规划中的调水运行有很大制约，于是还未喘息，他又决定开展冬季考察。

很多人认为他疯了。青藏高原11月开始冰封，因此冬季是三江源的考察禁区，这时所有的建设队伍和科考队必须撤出，杨勇却偏偏选在这样的时候开始考察活动。暴风雪和潜藏的危机时时相伴，一旦出问题，冰滑雪封， 不可能救援。在这之前，几乎没有科考队冬季进入三江源。

可诱惑在等着他。三江源冬季调水可能性到底有多大，谁也不知道，杨勇决定突破禁区。他把这次探险称为“绝地探险”，“自杀式探险”。地域复杂危险多，且没有后援，很可能有去无回。而任务又无比繁重。每条河流都要从源头追溯到调水工程规划河段。考察时间选择在最恶劣的夏（解冻丰水期）、冬（冰封枯水期）两季。10多条江河的冰川源头、五大沙漠、流域分水岭、内外流水系分界线的深入考察是这次考察的终极目标。杨勇给队员们的要求是：“所有水系地标位置都必须到达！”

九死一生之后，他拿到第一手数据。这个数据让杨勇大吃一惊。

长达5 个月的冬季封冻，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基本无水可调，大量的水库将成为死库，如此简单的道理西线规划中没有考虑吗？漫长冬季里，建成的水电站根本无法发电，却为何此地区水电站越建越多？

杨勇和众多水利专家的努力最终得到了有关部门的重视。南水北调西线计划因此得以调整。当时的媒体将其称为“民间上书推迟南水北调西线计划”。这一事件和当时的众多事件一起，被认为是中国民间环保力量崛起的标志性事件。

“作为民间草根力量的一个代表，我一直提倡理性探险，在此过程中认知自然，敬畏自然，解读自然，亲近自然；与此同时，反思人类的发展历程，探寻人类的未来之路。”杨勇说。如今，他提出的建立中国大香格里拉国家公园、建设西部支线航空网、建设西部生态屏障等建议已经成为国家决策。

他说自己的身份是“独立科研”，而独立科研使得他过的完全是科研生活，好像再也没有平常生活了。别人看来，杨勇太执著，但这种生活对他来说，太自然太常态。

志愿者王众志，曾是一家杂志的记者。2010年6月，一次偶然与杨勇相识，便鬼使神差地追随而去。“杨勇是个贩卖理想与希望的人，我是个追随理想与希望的人。就这么简单。”王众志这样说。

谈到杨勇的追求，税晓洁觉得，他这样做不是为了什么，而是一种理想主义，他有匹夫之责。

“大约是面对高山峡谷的温情感性和良好专业素质下的理性交织后，在一个极端理想化的人身上情不自禁地激情迸发，也大约是他们那一代人的某种共性的一个极端个案。忧国忧民，难以摆脱的某种使命感。”考察队员税晓洁曾在他的文章里这样写道。

从那晒伤的皮肤以及带点微喘的低沉嗓音，杨勇总能让人感觉到一副疲惫的状态。但他却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杨勇觉得自己的精力依然旺盛。他不愿呆在城市里浪费生命，能跑就会继续跑下去，不单在中国跑，还要把全球江河都跑遍。

他说：“我敬畏自然，怀着敬畏的心去探险。大自然对我来说是有灵性的。你看到山只有亲近的念头，没有征服的念头。在无人区，时刻都处在亢奋中，我带着萝卜和土豆，就在草地或者沙地里捡牛粪做饭，野驴都跑来看着我们。这时候，你比度假还轻松。”

杨勇：中国著名探险家、地质生态学家、环境地质高级工程师。横断山研究会会长、首席科学家。

1986年发起并参加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

1988年徒步考察金沙江攀枝花-宜宾段，考察河谷地质灾害。同年参加世界科技大会，其论文获得绿星一等奖。

1991年徒步考察雅砻江全程，考察河谷地质灾害及水电站规划坝址，1500余公里，历时5个月。

1993-1997年组织多个欧美科考团队去青藏高原科学考察。

1998年徒步穿越雅鲁藏布大峡谷。同年进入可可西里腹地考察。

2000年参与西藏易贡特大型山体滑坡现场救灾抢险技术方案。

2001年主持雅安地区芦山县白垩纪地质公园地质调查及论证。

2002年提出构建川滇藏大香格里拉国家公园设想，提出雅鲁藏布大峡谷国家公园设想。

2005年-2010年，独立进行“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生态环境和地质灾害可行性评估。

2006年7月-10月，南水北调西线工程规划区、水源区和受水区地毯式考察。

2007年1月-3月底，南水北调西线工程规划区、水源区和受水区冬季考察。

2009年6月-11月，中国西北干旱区“内陆河流、大陆性冰川、五大沙漠”水资源独立考察。

2010年6月-12月，青藏高原7大国际河流源头冰川科学考察。

2008年至今，汶川地震灾区次生地质灾害追踪考察研究 。

2009年参加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呼吁世界关注青藏高原。

2012年获得日本经济新闻社“亚洲奖”。

2013年获“当代徐霞客”称号。

 中欧社会论坛获杨勇先生同意，该文根据杨先生迄今为止的环保故事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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