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社会论坛 - China Europa Forum

安龙村，这个成都平原上默默无闻的小村落，却是众多环保人士、志愿者、大学生的“必修”行程，不少国际NGO组织将其视为一个研究范例。

2005年，一个由NGO组织主导的乡村生态实验项目在此启动，包括农家污染减排、有机农业推广、乡村环境教育等。十年后的今天，面对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问题，安龙村的探索显得愈发可贵。

这个NGO，就是成立于2003年的成都城市河流研究会。秘书长田军，是一个从体制内辞职做NGO的女性。她年近六旬，短发、逻辑清楚、语速较快，有着与这个年纪极度不符的充沛精力。

成都市河流研究会在田军的带领下，致力于水环境专项课题研究、水环境保护与污染防治实践、环境教育与交流、积极组织和参与社会公益、环境保护活动，为政府提供环境政策建议、为公众提供公共环境信息。

田军曾参与持续十年的成都府南河综合整治工程。这一工程先后获得三项联合国大奖，但是结束的那年，田军心里却很不踏实。“因为不止一次对公众说，‘竣工之时，就是水清之日’，结果没能实现。”2003年6月，田军辞去原来的工作，踏上民间公益之路，开始探索解决府南河流域农村面源污染的途径。几经周折，2005年，安德镇安龙村进入了田军的视野，在那里田军了开始了她的生态农业产业试验。

没有变清的府南河

1994年底，田军从成都市广电局被借调到当时成都市政府成立的府南河综合整治工程指挥部（一号工程）负责媒体宣传。这个工程聚集了成都市建委、规划局、国土局、房地局、园林局等部门的工作人员。此前田军在媒体工作，跑的是文艺口子，从技术上讲，她对河流和水是不折不扣的外行。

因为工作需要，田军阅读了大量关于府南河的材料，那是她“第一次”大面积接触水、河流。即便如此，新岗位上的田军依然只能做一些文字工作。她要学着言说熟悉而陌生的河流和水。在一篇做给省长的汇报中，有一句话到现在田军依然印象深刻，她写道：“成都什么都好，就是没有河。”报告具体写什么现在已经没有印象了，但这句最终被领导删除的话当时在田军心底引起了极大的震荡。

田军自幼在锦江（府南河的南河）边上长大，打水漂、洗衣服、游泳，她很多或欢乐或惊涛骇浪的成长经历都跟这条河流密不可分。因为冬天在河边追逐，锦江还险些要了她的命。但20多年后，自己竟然说出“成都没有河”这种话，这是多么的荒唐？

现代化！现代化割裂了人们与河流的联系。这是田军现在的解释。

以前，一个院子很多户人家共用一口井，人们需要到水井担水，到河边洗大件儿的衣服（因为家里没有浴室，夏天都在河里洗澡），每天都在跟水跟河流打交道。然而自来水进入家庭后，担水成为过去；洗衣机进入家庭后，到河边洗衣服成为过去。以前夏天的傍晚，家长经常拿指甲在刚回到家的孩子手臂上划拉，现在的小孩子一定不会知道那是在干吗（检查孩子有没有下河洗澡）。

现在，我们只需要拧开水龙头，生活用水就来了；只需要打开饮水机，冷水、开水，伸手就来；只需要把脏衣服往洗衣机里一放，拍拍手就可以晾衣服了。

因为生活不必再依赖河流，人们慢慢地就把河流淡忘了。有谁认真想过，我们用的这些水从哪里来，我们用过的水又会往哪里去？

先人们对水资源的心态很好，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当时“洪荒时代，水多人少”，相安无事；现在水少人多，河流开始出问题了，却并没有人明确地站出来对它的保护和再生表示负责。使用、治理、享受，河流在社会学上被切割成无数块，由只顾索取的人们分而食之。

府南河穿行成都，就像人的主动脉盘活这座城市。但在上个世纪90年代，府南河开始被工业污水排放和百姓生活污水排放侵扰，在河里洗澡皮肤会过敏。于是《锦江污染严重，沿江数万百万人受害》的内参直达高层，“救救锦江”的呼声也源源不断地被投放至市政府邮箱。

大概是1995年初，府南河工程的大拆迁即将铺开，田军跟中央电视台的同行一起去拍府南河的一天，真切地看到了府南河沿线3万户10万人的棚户区市民生活。当时大部分棚户区的房子盖的都是油毛毡，还有草房，夏天怕水，春节怕鞭炮。一到夏天涨水，有的市民就把值钱的东西放在木盆里，准备打“运动战”。

府南河治理是城市发展的需要，是政府的工作。但田军觉得，一条河流的治理，仅靠政府的一个工程是不可能完成的，因为工程总有时限。这个工程一过，“万物复苏”，世界又得恢复。如何让府南河这条主动脉重新变得健康畅通，田军提出了“百万市民大参与”的想法。她想让生活与这条河流休戚相关的市民参与治理和维护，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减少治理和维护阻力的有效办法——府南河治理先要整体拆迁沿河两岸的棚户区。

“百万市民大参与”的主张影响不可谓不大。在田军的回忆中，有的个案听起来叫人五味杂陈。府南河工程指挥部号召市民捐款，共建府南河，两年时间，有300余万人次参与捐款，共募集资金近4000万元。很多老百姓或通过邮局捐款或委托他人代交，却不署真名。一捐款1000元，落的名字为“忆苦思甜”的捐款单引起了田军的注意。田军和同事循着汇款地址邮局找去，发现刘大爷家里非常清贫，他是殡仪馆的工人，每天只给自己老伴儿5毛钱买菜。田军劝说刘大爷，捐款量力而行，心意到了就可以了，但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她们依然会收到刘大爷的捐款。

找一个梦想中的村庄

在府南河治理期间，包括田军在内，很多官员都不止一次地告诉老百姓“工程竣工之时，就是府南河水清之日。”然而当工程临近完工，府南河也因此而“锦江春回”时，府南河里却没有水。

田军开始意识到：如果府南河只有来自上游和周边支流的一河污水，修得再好也只是豪华的臭水沟，而他们给老百姓的承诺也就变成了一纸空文。

看着干枯且污水横流的府南河，有人起草了另一份建议，希望能够在一次性地整治完成之后再用5年时间对府南河的上下游实行延伸整治，上游重在治污，下游重在行洪。而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的治理目标越来越大，从府南河扩展到沙河，又对40余条城市中心的中小河流实行整治，如今还扩展到413条。然后20年过去了，成都的水当初是劣五类，现在仍然是劣五类，一年里有近半年的枯水期。

这给了田军深刻的刺激。她本是一个对河流没有太多情结的人，是府南河工程唤起了她对成都的记忆。然而。成都的城市文化与地理坐标很多都被现代化的建设和变更粗暴地切掉了。 “小时候老师教我们要热爱祖国绿化祖国，所谓‘祖国’就包含着我们的祖母、祖庙，那被称作祖宗的等等一系列传承和联结，如果没有这些传承与联结，就谈不上对家对国的情怀，而河流正是历史遗存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田军说。

2003年，她和志同道合的一帮同事专家朋友一起，组建了成都城市河流研究会，希望能坚守让河流水清的承诺。

就在那一年，成都市有关部门曾对府南河的水质污染来源有一个分析：结论是有60%来自上游农村的面源污染，养殖业和化肥农药等。

“当我们发现河流是流域，她永远无法拒绝来自上游的污染时，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让我们十分关注。”田军说。她开始转变工作思路。

以前，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很紧密，城市从乡村获取成熟的蔬果粮食，乡村从城市获取肥料施回土地，形成微妙的循环和自然平衡。然而现代化打破了这一平衡，如今城市从乡村获取果实，但是粪肥都被送到了污水处理厂，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农药和化肥。大量的田地不再依靠农家肥了，农民任由牲畜粪便、秸秆烂菜经河水冲走，多余农药化肥也经由土地渗进河里。

治理河流还需要从上游从源头开始，而这一切又与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终于，田军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村庄——成都西边郫县的安德镇安龙村。

他们将恢复传统农业的设想告诉了村民，没想到村民非常愿意，他们不愿意村子变成工厂，愿意保留他们村落原有的面貌，愿意尝试找回传统的农业。于是大家为他们修建了沼气池，沼气池能够提供10个月的能源，沼液回田能变成高效的肥料，对付那些沼气无法处理的菜秆废渣，人们则请专家为他们传授堆肥的技巧。

“上天早就安排好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中国几千年的文明，最擅长的原本就是循环低碳农业，现在村里干干净净的，剩不下什么垃圾，而村民也不再需要买蜂窝煤、煤气罐，省水省电加上不买农药化肥，一年下来也能省下1000多元钱呢。”田军说。

在说服农民的同时，田军也在努力说服消费者。把环境的责任都压到农民身上是很难的，也是不公平的。“我们每个人都想喝到干净的水，都想吃到安全的蔬菜水果，那我们就要让农民看到希望。所以成都城市河流研究会也在城市组织搭建绿色消费者联盟，让农民每周两次或三次把他们的蔬菜直接送到消费者那里。同时也将消费者带到安龙村去，但并不是去旅行，并不是去消费农村的资源。就像一位消费者说的‘我们是来感谢你们的，是你们的辛苦换来我们食品的安全。’每当想起这句话，我就觉得很温暖。”田军说。

生态村项目启动于2005年，经过几年来坚持不懈的努力，安龙村已经建成了一个 “可持续发展示范村”，并获得了不计其数的荣誉和表彰，同时也得到了国内外科研机构、政府部门、企业和民间机构的支持。田军说：“我们就是希望保持乡村的原汁原味，乡村就是要有乡村的味道，如果乡村也变得和城市一样了，那不仅对祖祖辈辈生活在农村的人，即使对城里人也失去了意义。”

田军逐一介绍了生态村项目：

生态家园设施——

●沼气池，在解决农村能源不足、改善农村环境的同时也为农作物提供了清洁高效的有机肥料，培肥了地力，改善了土壤结构。

●卫生旱厕，通过粪尿分开收集、节水、减排，实现分辨无害化处理，无需区域性官网铺设和后期处理投入。这项从瑞典引进的技术，使安龙村全年节约清水5000多吨，但最关键的是基本杜绝了河流水环境恶化的最大污染源。

●污水人工湿地处理系统，结合川西生态庭院建设，采用当地土壤、沙石和植物等原料，按一定级配，经过物理、生化过程，就地净化灰水后应用于农田灌溉或回灌地下水，改善了历来农村生活用水自然排放给健康、环境和饮用水安全带来的危害。

●生态农业，即用生态家园设施支持生态农业发展，用生态农业撬动社区支持农业(CSA)，用社区支持农业实现生态乡村建设，用生态乡村支持河流保护，最终实现城乡可持续发展目标。

“在中国，农业具有与生俱来的循环经济性质，为回应现代化带来的副作用，我们设计出这套生态家园闭合循环系统，希望通过这套系统将污染物降到最低，同时产生出清洁能源支持农户生活并为农业生产提供安全高效肥源。农药和化肥在地里已完全弃用，既减少了农药化肥造成的农村面源污染，也保证了蔬菜无污染、富营养和高质量的特点。”田军说。

不问结果的堂吉诃德式的独舞

安龙村的名气越来越大，开始有媒体将“安龙村模式”称为“返古种田实验”。

得出这个结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安龙村倡导和实践传统生产方式。村里的生态农户种植果蔬时，完全不用化肥、农药，不用除草剂，不种反季节和大棚果蔬，用沼气池、农家肥，连洗涤剂都不用，菜也要让虫吃一些，让鸟和蚯蚓都回到田里来。

以村民王成家为例。王家产生的垃圾分为几个大类，厨余等固体废弃物堆在一起自然腐化，用于种植的肥料；人粪便通过粪尿分离式旱厕进行无害化处理，同样用于种植的肥料；生活污水经过人工湿地污水处理系统处理后，可用于养鱼和土地灌溉。 牲畜家禽粪便则通过沼气池发酵，产生的沼气可用于家庭生活煮饭用气，沼渣和沼液则是很好的有机肥料；而农业种植所产生的垃圾又可以成为堆肥和沼气池的用料；蔬菜烂叶则可以用于养猪、养鸡等。

在这个系统中，除了塑料袋等不可回收垃圾通过“户集村收镇转运”的方式处理掉外，王家对外提供的只有健康的食品、河流和土壤。

田军为这个模式自豪。面对来访者，她可以指着安龙村宣传手册上的循环系统图谱滔滔不绝，并不时穿插着对传统农耕最为美好的回忆，“以前的农村，垃圾就是放错了的资源。剩饭剩菜喂猪，粪便回田。但在农药、化肥出现后，这一切都改变了。” 不过现实也存在骨感的一面。

安龙村现在面临两个问题。由于规模太小，种植技术不成熟，产量得不到保证，“不敢推广。比如王成的西红柿，一直种不好。”田军说。

在一些研究者看来，农民讲究效益，如果产量低，利益得不到保证，那么，安龙村模式就是不成功的。有人注意到，经过7年多时间，村子里坚持下来的生态农户都是销路有保障的人，其他人或被淘汰或接受不了较低的效益，“你去问农民，生态农业好不好，他说好，但效益他接受不了。”

按照安龙村村支书刘仁良的描述，安龙村模式有如一个遥不可及的乌托邦，看起来很美，却不现实。这位最基层官员基于最现实利益考量所得出的悲观结论，没有人可以否认。

而快速城镇化的现实背景，更是“安龙村模式”面对的一道几乎不可逾越的篱墙。 2012年开始，安龙村开始实施新型社区规划，即组织现在分散居住的农民集中居住。村里规划了10个点，联排方式，两户或三户一幢。安龙村目前已有2800多人签字同意集中居住，占全村人口的94%。全家河坝55户居民中，有10户没签。在刘仁良看来，这个比例充分说明规划的正确性。而且，“我们与河研会的理念一样，保护环境、生态，只不过是方式不同。”

而在田军看来，二者差距巨大：生活方式的改变，必然改变河研会设计的内部循环机制，垃圾不再内部消化，也没有了农家肥等土地种植所需能源，“他去哪找？最后还得买农药化肥，所有努力都回到了原点”。

不难看出，按照田军的逻辑，河研会正在挑战的是一种主流发展理念，而她及河研会所做的，正是第一步：小农户的生态农业。

按照刘仁良的说法，这是一项值得敬重的工程。而这两种发展方式，孰对孰错，现实仍不能给予定论。

河研会曾在2012年6月29日就安龙村集中居住工程与镇政府领导有过一次谈话，在一份会议备忘录中，安德镇党委书记骆开富说，在集中居住工程中，全家河坝作为一个点，可以保护起来，保留下来，作为不同的发展模式，“我们两种模式（集中居住和不集中）一起搞，共同来观察、研究，找出两种不同发展模式的利弊。”

“我们始终在探索的路上。”田军说。

与河流结缘已经20余年了，田军没有接受过系统的专业地教育，但是这20年来，她一直在琢磨人类与河流的关系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一直在琢磨怎么样才能从源头上保护河流。

尽管还存在很多现实问题，如今安龙村已经成为了国家级生态村，获得了国内国外多方的认可，“但我们的目标并不是生产‘有机产品’本身，而是通过生态农业建设生态乡村，通过生态乡村实现河流保护。”田军说。

田军希望能够用不懈的坚持和努力唤醒人们的意识，让隐藏在城市中的许许多多的小河能够复苏，能够像城市的毛细血管一样支撑起城市的生命力。

安龙村生态示范村很有些孤军奋战的感觉。城市河流研究会堂吉诃德似的独舞前景在哪儿？且不问结果。

 中欧社会论坛获田军秘书长同意，该文根据田秘书长迄今为止的环保故事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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