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社会论坛 - China Europa Forum

这不是为了时尚，而是出于非常现实的需要。身为民间环保组织、四川省绿色江河环境保护促进会（以下简称“绿色江河”）会长，杨欣长年在长江源和可可西里从事生态考察和环境保护，长发和长胡子能够在长江源头的高原地区抵挡漫天风沙和灼热紫外线。

2014年，是杨欣走上环保之路的第28个年头。这条路，他走得曲折艰难，却又充实丰富。

情结长江源

杨欣对长江源头的向往，源于一张地图。

7岁那年，杨欣跟随父母离开了川西平原的成都，加入三线建设大军的队伍中，扎根到位于万山丛林中、金沙江畔的渡口市（现攀枝花市）。

那时候，生活条件艰苦，人们所住的房舍大都是临时搭建，杨欣家里的墙就是用竹席围成的，屋内贴满旧报纸以挡狂风。一天，杨欣放学回家，发现墙上多了一张彩色地图，是母亲出差在外地花一块钱买的。这是杨欣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地图。弯弯曲曲的彩色线条，大大小小的源泉和各种符号让他眼花缭乱。

有了地图后，杨欣家里就多了许多话题。父亲在西藏当了五年藏汉翻译的故事更是得到充分的发挥。在父亲的指导下，杨欣学会了看地图，也从中得到莫大的乐趣，喜欢在地图上神游。

顺着地图上代表家门口那条河流的蓝线，杨欣一直把视线落到线条的尽头。他意外地发现，在巴颜喀拉山的一个山口符号把即将连接在一起的属于长江和黄河的蓝线分开。为什么两条蓝线仅差一点点不能连在一起呢？仅靠平面地图和父亲的解释，杨欣并未获得满意的答案。他百思不得其解，最后把父亲也问烦了，甩出一句：你自己去巴颜喀拉山看吧。就是父亲这句话，引起杨欣对长江源头探索的神往。

20岁时，杨欣成为渡口市一座发电厂的会计，每天的工作就是坐在办公室里拨弄算珠。然而，这种体制内的生活却让杨欣感到束缚。他更喜欢的是旅游和摄影，这已经成为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两年后，他实现了把照片发表在报纸上的愿望。为了拍到更好的片子，他还要利用一切可利用的假期，背着自己缝制的背包，带上相机和水壶，凭着一张普通的地图开始他的旅行，走到更远的地方。两年里，他多次到过丽江、虎跳峡、泸沽湖，不仅拍回一堆照片，还写了一叠没有杂志愿意发表的文章。

不过，最难得的是他比常人更早地体验过各地最淳朴的文化，欣赏到最原始的自然景观。他对山河的热爱更加深厚。

23岁那年，尧茂书首漂长江的壮举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为继承他的遗志，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成立了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要全程考察和漂流长江。消息传出后，国内上千名青年踊跃报名。杨欣凭借10年长跑的体能和两年野外旅游的经验幸运入选，并担任主力漂流队员兼摄影师。为赶在美国人的前面漂流长江全程，完成20世纪最后的壮举，他和队友们填写了生死书，背负着民族的期望，义不容辞地走向了长江源头。

1986年6月5日，队员们辗转数千公里，来到格拉丹东雪峰脚下，第一次踏上万里长江的源头。在那里，杨欣看到了冰雪融化形成的长江第一滴水，看到上百只一群的藏羚羊，还有湛蓝色的天空，苍茫的大地，淳朴的牧民。视线中的一切都是陌生的，然后又似乎可以在童年时期父亲讲过的故事中寻找到一些影子。那天，碰巧是世界环境日。一切仿佛命中注定，杨欣今生，要走上这段长江源生态环境保护的道路。

继承索南达杰的遗志

此后10年间，杨欣持续对长江源地区进行考察。1994年，他第5次来到长江源，进行《神奇长江源》专题片的拍摄。

这次长江源之行给杨欣带来巨大的震撼。他发现，源头地区的生态环境比起前几次考察，退化非常严重。在姜根迪如，冰川退缩，草场退化，随着人口增加，牧民放牧牛羊的牧场已达到海拔5500米植物生长的极限高度；在姜根曲畔，昔日上百只一群的藏羚羊，眼下最多的一群仅剩下了11只；在通天河畔，几年前的草坡转眼间已变为数十米高的沙丘……照这种速度，长江源头地区的生态环境的结果不堪设想。

作为一个摄影师和探险家，杨欣能做些什么呢？他为此痛心，又感到一种无能为力。

恰恰在这时，他在曲麻莱听到了不只一个人在讲述索南达杰的故事。为了保护可可西里的藏羚羊，在最后关头，这位青海治多县委副书记一人与18名偷猎者展开枪战，中弹牺牲，在可可西里零下40度的低温下凝固成一尊不屈的雕塑，身边堆满缴获的一千多张藏羚羊皮。

因为这个故事，杨欣专程到了治多，在索南达杰家中的灵堂，向他的灵堂三鞠躬，并敬献了一盒中秋月饼。看着遗像那双忧郁的目光，杨欣感到自己的肩上仿佛加了些重量。

“身为探险家我为能踏遍长江源头地区而引以为豪，作为摄影师我为拍摄的长江源头奇观而骄傲，我在长江源的索取成为了我在社会上开展活动的资本。此刻，站在烈士的遗像前，我感到是时候为长江源做点事情了。”杨欣说。

在可可西里建立一个自然保护站，作为反偷猎的前沿基地——这是索南达杰生前梦寐以求的事业。杨欣决定继承烈士的遗志。1995年初，经过三个多月的准备，杨欣完成了他“保护长江源，爱我大自然”活动的五年计划，其中就包括在可可西里建造一个以索南达杰名字命名的自然保护站。

保护站的建立充满艰难。保护站的建站资金迟迟不能落实，索南达杰的妹夫、另一位著名的反盗猎英雄扎巴多杰多次给杨欣打来电话，这个面对盗猎毫不手软的藏族汉子却迟迟开不了口。有一次，扎巴多杰在酒后终于鼓足勇气开口：“杨欣，我很难，你一定要帮助我们，保护站什么时候能建立起来？”

为了筹款，杨欣焦头烂额，甚至想过卖血，冒死去做商业漂流。这时有朋友劝他把多年行走长江源的经历结集成书，进行义卖筹款。杨欣在没有空调的房间中忍着蚊虫的叮咬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完成了《长江魂》的写作，在众多朋友的帮助下得以出版。写书期间，他还以日后的售书款为抵押，向香港“地球之友”借钱订购建立保护站的特种材料，在亲戚朋友中招募工程技术义工，而且告诉他们一分钱没有，全是义工。

靠着大家的奉献和努力，1997年9月10日，以英雄名字命名的保护站终于在可可西里建成。这便是日后闻名中外的索南达杰保护站。鲜艳的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可可西里无人区升起。在离开保护站的时候，志愿者脖子上多了一条扎巴多杰敬献的哈达，拍着沾满油污的手，久久看着这座荒原上的唯一建筑。志愿者何国雄喃喃地说：“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干一件中国第一的事，然而真的在我们手中诞生了中国民间第一个自然生态环境保护站。”

在此期间，杨欣的另一个收获是建立了“绿色江河”环保公益组织。1995年，他坐在家里一把只有三条腿的椅子上起草了“保护长江源，爱我大自然”的活动方案，“绿色江河”得以成立。在之后的日子里，“绿色江河”系统地进行了青藏公路和铁路沿线的藏羚羊种群调查、垃圾分布及污染情况调查、长江源人类学调查；在青藏公路沿线进行环保宣传，帮助当地小学建立环保组织；在青藏铁路修建期间为藏羚羊设置“红绿灯”，在青藏公路拉起一条横幅：“藏羚羊过公路，请您稍等一会。”用以保证藏羚羊的正常迁徙。

“我们没有执法权，只能用最人性化的做法和语言告诉人们，动物和人是平等的。”志愿者送司机平安符、野生动物贴画，告诉他们，以后如果遇到藏羚羊，请稍等片刻。

此后，每逢藏羚羊迁徙的季节，保护区管理局都会在青藏公路巡逻、拦车，而不再有红绿灯。人和野生动物，就在这样的点滴努力中慢慢走向和谐相处。

守护斑头雁

杨欣建立的第二个自然保护站，是位于长江正源沱沱河的长江源水生态保护站。建保护站的目的是为了一种世界上飞得最高的鸟——斑头雁。“这种飞行高度近9000米的鸟，能在8小时中飞越喜马拉雅山。它其实是国际保护动物，只是没得到我们的重视。这里虽然是自然保护区，但并没有太多实际措施。”杨欣说。

杨欣的团队招募志愿者在斑头雁栖息地附近驻扎、守护，不让捡鸟蛋者进入。从这个项目起，杨欣开始注重与当地人的合作。“征得政府同意后，我们给当地一些居民戴上红袖标，让他们一起参与到保护行动之中。总之，动员当地所有能动员的力量。现在一个斑头雁的蛋也丢不了。”

长江源水生态保护站的另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垃圾换食品”。相比藏羚羊受到的关心，青藏高原日益严重的垃圾污染，还远远没有引起政府和公众的重视。杨欣觉得有这个义务去倡导和唤醒。

2003年，杨欣带领志愿者花费3个月时间，对青藏公路昆仑山口到唐古拉山口、400公里的青藏公路两侧和沿途居民点垃圾进行了全面调查，完成了《长江源头地区公路沿线垃圾问题调查报告》，提出了将垃圾通过铁路剩余运力运至格尔木集中处理或就地处理的建议，上报国家部委。保护站发起了“垃圾换食品”活动——派志愿者进入广阔的牧区，给当地人宣传垃圾的危害，请他们把垃圾运到保护站来交换。“比如，你带来10个旧矿泉水瓶，我给你换1瓶新的。这样半年就收了5万多个瓶子，2万多个易拉罐。志愿者把垃圾消毒后装袋，请来往游客帮忙带到400公里以外的格尔木垃圾回收站，90％以上的游客都愿意。”杨欣说。

两年后，在杨欣的倡导下，志愿者在海拔5400米的长江源头姜古迪如冰川竖立起长江第一座“冰志碑”，警示长江源冰川的退缩速度，呼吁人们关注母亲河的生态。8年来，这样的冰志碑已经建了5个。

2013年10月11日，“绿色江河”进行了“清洁青藏线　保护长江源”活动。来自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武汉等东西南北中5个方向的40名大学生志愿者，从昆仑山到唐古拉山，徒步400公里，捡拾公路两边垃圾，调查青藏线沿线垃圾污染状况。

目前，“绿色江河”组织正在筹备建立第三个自然保护站，位置在四川。“第一个保护站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第二个保护站重点保护水源，第三个保护站将会重点保护森林，开展青少年生态培训，成为中国第一个青少年的绿色黄埔军校。”杨欣说。

危险是一种生活方式

几乎每一个“绿色江河”的志愿者在讲到自己和环保结缘的契机时都提到了杨欣，说这个人的人格魅力和工作风格带给了他们很大的影响。

杨欣在单位的月薪只有3400元，有时有些稿费，也不多。他的爱人收入约有2000元，平时做些股票和藏族工艺品生意。

“这些钱足够了。我几乎没有什么开支，我不抽烟，不请客送礼。衣服都是朋友捐助的，一件穿了七八年。我没有西装，身上这件衣服，去人民大会堂领奖穿着，野外修车也穿。”杨欣说。

长时间在野外工作的杨欣常常与危险为伴，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探险生活，常常为了一幅精彩图片、一个考察项目废寝忘食。但杨欣却说，危险是他的一种生活方式。

一名队员说，杨欣是考察队的灵魂。他们都喊他杨老大。杨欣经验丰富，以身作则，大家都服他。“我们有一个队员守则，很少几条，但都很重要。比如严禁喝酒，严禁过量运动，要大家十分力气最多用八分，从宿营地外出200米要请假，外出超过500米要2人以上同行。大家都很自觉遵守。我们这些年来没有发生重大安全事故，其他队就死过人。”

2005年，杨欣与队友在海拔5400米左右进行冰川项目的科考。科考结束准备下撤时下起了暴风雪。有着丰富探险经验的杨欣并不害怕，决定回营地，等待暴风雪结束后再出发。

然而，他疏忽了一点，人长时间激动和大声说话容易引起高原反应。晚上，一位队友就在白天长时间大声聊天后不久出现了呼吸急促的问题，随队医生诊断为肺水肿。这是一种严重的高原疾病，如果不及时诊治，病人几小时内可能会死亡。输液和输氧后，队友的病情稍微稳定了一点。然而，第二天早上5点，药品告急，氧气罐内的氧气告急，他们不得不立即下撤。但是，经过暴风雪的肆虐后，他们已经看不到任何路。凭着自己的经验判断，杨欣带着队伍翻越雪山、沼泽和沙漠，跋涉约二十几个小时，终于走出了长江源，队友得到了及时治疗挽救了生命。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就在他们所在营地的几百公里外，一支野外科考队却没有那么幸运。由于缺乏经验和有效的组织，14名科考队员献出了生命。

环保的路上布满荆棘和危险，即便如此，杨欣依然坚持着。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长江漂流是一时的，而长江保护是一世的。这条道路相当漫长，它没有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在里面。我们需要解决资金的问题、人的问题，谁能做，谁又能长期坚持做？这些都需要我们努力。”

 中欧社会论坛获杨欣先生同意，该文根据杨先生迄今为止的环保故事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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