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社会论坛 - China Europa Forum

她开始跑步后，人生中的第一个马拉松就是为了背着空气采样仪检测空气中PM2.5的含量；开始潜水后，很快就参加了国内唯一的一个做珊瑚勘察和种植的志愿者团队；开始漂流后，就忙着把江河保护的议题与漂流运动结合…… 对于这些，钟峪若有所思：“估计真的是魔咒吧。” 但是细细梳理，这个“魔咒”，却是再普通不过——无关魔法，无关浪漫，无关霍格沃茨的城堡，只是心中一直有一个不安分的声音，呼唤自己做觉得应该做的事。

非典型昆明人

昆明，气候温和，全年平均气温约15度。除1月份勉强与气温上的冬季擦边以外，其他季节的气温非夏非冬，属亦春亦秋。

按照人文地理的说法，人的性格与气温总有联系。昆明人尽管各个不同，但总体上看，却如昆明的天气一样，有些温吞。

“温吞”，字典上释为：不冷不热，不爽利。

昆明人极有这种心态，云南的风土使长期以来的昆明人具有一种讲求实效、温和、闲适、散漫的情调，正像没有明显的四季之分一样。昆明人不喜欢过分强烈的情绪，而崇尚平静、没有冲突的生活，他们没有华而不实的东西，日子虽稍显清贫，但却可以从闲散的乐趣中得到补偿，颇多世俗味与人情味。

然而，这些语句用在钟峪身上，却似乎有点不搭。土生土长的昆明女子钟峪毕业于云南大学，她坐过机关、待过文化公司、做过媒体人，也曾在企业里逗留过。如今，她的身份是NGO组织创绿中心总干事。

如此跳跃的生活，源自自幼的成长。在钟峪的印象中，从小自己就是一个我行我素、特立独行的人。高中时，曾有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批评她玩世不恭，但钟峪从来没觉得这是一个贬义词，“我很感谢父母从来没有过多地干涉过我什么，从小到大都尊重我自己的选择。”

钟峪属于国内第一批登山爱好者。早在1999年，她就创造了一项纪录——国内第一个登顶哈巴雪山的女性。

在痴迷的登山运动中，钟峪认识了很多热爱自然的人。他们对工作、生活、自然的态度让钟峪赞叹，从他们身上，钟峪渐渐学会用另一个视角看待这个世界。很久以后，钟峪回想起这段经历，曾总结：“或许正是这段经历，成就了今天的我作为一名环境工作者。”

2004年6月，钟峪辞去一个上市公司的人力资源经理职务，告别了令很多人羡慕的写字楼白领生活，加入著名的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

“这或许与性格有关吧。加入‘绿色和平’并没有什么特别崇高的理想，就是想做一份快乐、特立独行、有意义的工作。”钟峪说，每一次换工作前都没有事先计划，完全是随性的选择。所以跳跃性很大，基本上每次都是转行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

钟峪说，无论是自由的选择还是自由的放弃，“自由”是她永远坚持和尊重的。回顾自己的职业生涯，从政府机关到地理杂志，从为探险登山放弃工作到回到写字楼做职业经理人，再到最后投身环保NGO工作，这一待就是第12个年头了，一路走来，每一次的变化都有“自由”的轨迹可寻。

“简单说，我就是一个从来不会用自己的过去规划未来的人。”钟峪说。

照片挂到潘基文的办公室

加入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后，钟峪历任“绿色和平”中国办公室森林保护项目主任、资深行动统筹职务，负责绿色和平行动调研及快速反应工作。

连续4年，钟峪曾担纲“绿色和平”亚洲水塔冰川消融野外考察领队，多次在喜马拉雅山、珠峰等地考察。实地考察让钟峪对气候变化带给自然和人类的冲击有了更深刻的感受，那种触目惊心，令她一次次听到内心的呼唤。

为了把一手资料带给世人，她曾站在珠穆朗玛峰北坡海拔5800米处一边录影一边解说：“我身后就是珠穆朗玛峰的中绒布冰川冰塔林和西绒布冰川，在过去的四十年中，由于人类大量燃烧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造成全球气候变暖，中绒布冰川退缩了超过300米，并仍在加速消融中。”

语气中，一股冷静。然而冷静中，又含忧虑。

钟峪第一次去珠穆朗玛峰是1998年。那时，她从大本营往上走大概一个小时，就会看到一些冰碛湖。但是到2007年，她再去做亚洲水塔的项目时，那些湖都不在了。

“其实也就是短短10年不到的时间，你能明显感觉到，像绒布冰川的末梢，它真的是在往上走的。”钟峪说。

2009年7月，“绿色和平”的考察队继2005年黄河源考察、2006及2007年珠峰冰川消融考察之后，第四次踏上了被称作“亚洲水塔”的喜马拉雅-青藏高原地区进行调研。这一次的考察行经长江北源楚玛尔河、沱沱河、各拉丹冬、岗加曲巴冰川、可可西里、黄河源扎陵湖、鄂陵湖、阿尼玛卿山等地，行程3000多公里，针对气候变化导致的冰川消融、冰湖溃决、高原居民的民生问题，以及对主要河流的影响几个方面做深入了解。

在实地考察中，钟峪注意到，对于当地藏民来说，气候变化不仅仅是一个纸面上的学术概念，而是真真切切的生活冲击。对当地藏民来说，有了牛羊就有了一切，但是当一个冰碛湖因为温度上升崩溃以后，就会冲毁多户人家的夏季牧场。不同于一般的洪水灾害，冰碛湖冲击以后，覆盖牧场的完全是冰碛物，厚厚地覆盖了一层泥土、石头，牧场永久性地不能恢复。如果没有牧场，就没有牛羊，当地人也就无法生存，成为因为气候变化导致生活艰难的“气候难民”。

被称为“亚洲水塔”的喜马拉雅-青藏高原地区是亚洲许多主要大江大河的源头，也是对气候变化最敏感的地区之一。全球变暖正令冰川消融加快，高原总体有暖干化趋势。如果我们不立即采取行动，遏止气候变暖的话，最早2035年，亚洲水塔的冰川将有可能全部消失， 亚洲13亿人口的淡水资源将会受到威胁。 种种见闻让钟峪感到一种责任感。她开始用各种办法积极介入环境保护工作。在多年的考察中，钟峪拍摄了一组珠峰绒布冰川消融对比图，这成为应用最广泛的、见证气候变化的图片之一。如今，这组图片已经挂在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办公室里。

热爱但不蛮干，而是巧干

2010年7月16日，大连湾发生输油管爆炸事故引发石油泄漏，钟峪带领“绿色和平”组织的快速反应行动小组在事发后48小时内抵达事故现场。

在一周的时间内，钟峪和她的团队4次出海，对超过120公里的海岸线、1个重点海产养殖区、2个海鲜市场、4个海滨浴场、4个打捞收集区进行污染勘察、现场调查取证、向在清污一线的工作人员和渔民免费派发活性炭口罩等工作。

“当你置身黑色的大海时 ，扑面而来的油污像来自地狱的黑暗力量，你真的从内心知道了什么是‘脆弱的地球需要发声’。”钟峪说。

正是怀揣这样的信念，小组成员每天只睡一两个小时而连续工作一周。这次的经历令钟峪至今深感自豪，“我们的快速反应小组是第一批到达现场的非大连本土环境NGO。我们调查了石油对海岸线、养殖业及旅游业的污染情况，经过深入扎实的独立调查，绿色和平向媒体发布来自污染现场的最新情况，使该事故引发的环境污染问题得到社会的高度关注，成为重要的第三方见证和国内外媒体报道的重要信息来源。”钟峪说。 也就是在这次事件中，很多NGO都参与到海滩清洁活动中，但石油清理是一项专业性很强、需长期投入的操作，不仅包括对污染物的毒性认知、自身防护，还涉及清污方式不当造成的二次污染，及后期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持续工作等问题。钟峪注意到，受专业性、资源、能力的限制，NGO只能起到倡导作用，很难真正执行清污工作。

钟峪由此开始思考：“如果你认为自己的机构应该在重大环境事件中有所行动，那就必须好好思考这两个问题：我能做什么？我要做什么？”

在后来的反思中，针对NGO的种种限制，钟峪想，如果当NGO能制定一个记录污染的操作手册，发动本地志愿者根据操作手册参与其中，比如两人一组，制定不同线路，用图片、统计的方式记录油污扩散情况，这不仅是一份特别珍贵的资料，也为政府后期的生态恢复提供参考，像这样的参与在专业知识和投入上应该都是可行的。

热爱，但不蛮干，而是巧干，这是钟峪的聪慧之处。多年历练后，在她身上，那种非典型的昆明人性格似乎越来越明显。

她曾说过：“很多时候我们会被‘我能做什么’吓倒，讨论一番后发现限制因素太多，似乎什么也做不了。但不要忘记，我们还有一个‘想做什么’——在有限的空间下根据自身现有的资源，找到一个合适的切入点，在这个方向上去做长期的能力建设。” 这不像一个柔弱的女子说出的话，而是一个精练、豁达、敏锐的精英女性。

“最想生活的地方当然是云南”

针对外人对环保NGO的想象，钟峪曾解释道：“我从事的工作并不是外人想象的那样，每天都在那些美丽的自然保护区工作，与各种动植物打交道。我面对最多的是被砍伐的森林、排污管、荒漠、消融的冰川和石油泄漏现场……”

“封堵排污管，突发环境危机快速行动，这像极了驾驶着冲锋舟在浪尖飞驰。”她说。 她感慨，这些工作不断带给她新的挑战，不仅需要挑战知识、经验，更需要挑战自己的勇气、创造力和抗压能力。当然，也有很多背后的工作，比如，环境犯罪产业链调查、环境灾难现场见证等。

钟峪曾经在没有获得参赛资格的情况下，自行完成了北京国际马拉松的赛事。不是为了赌气，而是为了获得北京空气污染的数据。

那一天，钟峪戴上两斤重的机器肺设备（PM2.5个体采样器，该设备会在一分钟内抽入4L的空气， 空气中的PM2.5将被吸附在一张滤膜上，以备进一步的称重、分析成分等试验），与所有参赛者一起行经马拉松路线，跑完全程。虽然没有最后的成绩认证，但钟峪依然感到其中的意义。

她说：“哪怕你买再好的鞋、穿再好的衣服、请再好的教练，但没有好空气，需要戴口罩防护，那跑步的意义就不在了。”

2011年6月，第四届“SEE•TNC”生态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钟峪作为“绿色和平”资深行动统筹，成为16名获奖者中的一员。

在致辞时，钟峪说：“现在压力更大了，因为这意味着你必须做得更好、反应更快。而这在环境突发事件频发的当下是非常大的挑战。环境保护的速度远远追不上环境破坏的速度。”

如今，钟峪已经离开“绿色和平”，成为NGO广州创绿中心的总干事。自2004年加入“绿色和平”算起，十年的环保工作，让钟峪更加成熟，也更加笃定。

虽然目前在广州工作，但她对自己的故乡云南充满感情。“云南与国内其他地方比起来或许生活水平不高，但受益于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良好的生态环境，及各少数民族的生活观，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随处可见。很多边远地区的人们，比起一些发达城市的民众，更能体会到环境好坏对生活生产的重要性。”

就像每当提到最想生活的地方时，她总是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是云南。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不是在城市，是在乡间。”

Q＆A（Q＝《航旅》 A＝钟峪）

Q：为什么从国际NGO（绿色和平）辞职后，又在一个国内草根NGO（创绿中心）供职？

A：国际NGO发展了几十年有他们成熟高效的工作方法，但同时也会受限于固有的全球性的环境议题，很难灵活快速地对中国当下最重要的环境议题做出反应，而中国目前面临的很多最紧急的环境议题也许放在全球框架下，就不是很重要了，比如水污染、空气污染等。作为民间环保NGO需要有一种平衡，把有效的工作优先投放到国内面临的最紧迫的议题中，从这个角度来讲，创绿中心作为国内草根NGO就比国际机构有优势。

Q：环境保护到底意味着什么？

A：环境保护从来不是单纯的环境问题，它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民生等各方面。环境保护也从来不是政府、企业、环保NGO单方面努力就能成功的事。每一个公众既是环境消耗和破坏的个体，同时也随时会成为环境灾难的承受者，也是环境良好的受益者。

Q：环境保护和国民素质有关吗？

A：我从来不认为只有公众拥有较高的文化素质，才能拥有较好的公众参与和行动。在过往的事例中，无论国外国内，最先站起来用行动维护自己环境权的人群，都是那些自身直接受到环境破坏威胁的人群。民众素质在很多时候与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高低，并没有天然的关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