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社会论坛 - China Europa Forum

“新农村建设”早已不是一个新鲜词汇，而在中国历史上，乡村建设从来不乏民间探索者，比如米迪刚、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如今，应加上孙君的名字。

1999年，在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做志愿者的孙君开始接触农村，跑了很多地方后，他开始对各地村庄和城市建设感到失望。

来自安徽马鞍山的孙君是学艺术出身，曾在中央美院学习西洋油画，如今他戏剧性地走入了中国乡村的大画框。在孙君眼中，乡村建设也是一种艺术品。“我觉得自己会做得更好，只要有人愿意给机会。”孙君说。

终于，机会来了。2003年，孙君创立了北京绿十字生态文化传播中心；2011年，与李昌平一起成立中国乡村规划设计院。“当我抓住机会把新农村建得比较好时，需求就产生了。因为美丽的乡村实在是太少了，而这正是机会所在。在我看来，未来的乡村应该是一种奢侈品。”孙君如是说。

帮其做，不如让其愿意做

从画室来到乡野，孙君称之为“回归和寻根”。那里有无尽的童年记忆，也有艺术家想要探索和追寻的文明源头。

“中国在100年前是没有规划设计师的，都是画家在做设计，建圆明园也是招了300多个画家来做，西方更是如此。所以这原本就是我们(艺术家)的事情。”在孙君眼里，设计和绘画本就是一家。

在城市化和商业化浪潮的冲击下，中国乡村的居住环境和人文环境变化剧烈，统一规划缺乏特色和文化内涵。人们习惯了称那些污浊破败的地方为“农村”，理所当然地认为这就该是农民居住的地方。

如今，孙君要做的，就是要“把艺术还给农民，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让农村成为更多人的精神家园。

他的第一个项目在湖北省襄樊谷城县五山镇堰河村展开。2003年，他和志愿者初次走进堰河村，看见农药瓶子随意滚落树边，路边坡头尽是破布碎纸，家禽家畜粪便更是肆意横流。而被垃圾占领的堰河臭水就这么流入汉江，进入南水北调中线枢纽的丹江口水库。

孙君下定决心要拿这些“脏乱差”开刀，于是，他把生态农村建设的第一板斧“砍”向村里的垃圾。“每个乡村，都像一块铁板。讲新农村建设村民也都能接受，但从哪个点切入进去，这就要在铁板上找个缝儿，从缝儿钻进去才有希望。而农村垃圾就是个缝儿。”孙君说。

项目开始前，孙君与当地村民进行了一些沟通，效果不佳。之后，孙君对村干部说，先做垃圾分类、集中处理。村干部和所有村民面面相觑。在2003年，垃圾分类对城里人来说都是新鲜词，更何况对这些偏远山村的村民。

村民照做了，纷纷找出破纸箱、塑料桶，按孙君说的，将废纸、烂布头、废塑料等“干垃圾”放在纸箱里，将茶叶根、剩饭、菜果核等“湿垃圾”放在塑料桶里，有害的农药瓶废电池单独放置。每个村民小组的保洁员会定时来收垃圾，能卖钱的垃圾卖掉，有害的垃圾拉到镇里集中处理。

村民接受垃圾分类也有反复，也有人嫌麻烦将垃圾随手扔到屋后，对此孙君就在会上做出批评，效果极佳。孙君曾看见一户人家房前有垃圾，只是对该村民说，“你这点空地种上花吧。”几天后，孙君再次路过时，空地上不但种上了野花，就连周围的垃圾也没了，“这么漂亮的花，旁边再有垃圾不好看。”该村民甚至自觉羞愧。

“美和丑不能共存，你帮他们打开‘美’的一扇门，他们就会自己关闭‘丑’的那扇窗。”孙君感慨。

注重发动农民的自觉性，是孙君搞乡村建设的一大经验。

曾经，孙君由一位资深环保人士带进一个生态农村试点村，以村长的身份辛辛苦苦做了3年，村子干净了，村民收入提高了。可他们一离开，一切又慢慢变回原样。

孙君汲取经验，拿到堰河村所在的五山镇项目后，他彻底清理了心中多年的纠结，得出结论：你帮助村民做，不如让村民愿意做。

这个“你”，包括政府部门、专家学者，也包括做农村项目的民间环保组织。

堰河村的垃圾分类，虽有反复但终归坚持了下来，村民习惯了，垃圾分类成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当孩子们都说出“乱扔垃圾的不是我们堰河村人”时，大家终于看到了村子的变化。

水田里齐整的秧苗、旱地里抽穗的小麦；饱满的油菜籽、结荚的豌豆棵；奔跑的土狗，觅食的肥鸡，河塘里跃出水面的鱼儿……这一切让空气中弥漫着生命的气息。村民对此惊喜不已，他们看到了自己被集合被组织起来后的力量，第一次认识到大家团结起来做事，真的能改变家乡的面貌。这个成功给予村民自信，他们开始主动向村干部、向孙君提出要做更多的事。

孙君开始做堰河村生态农村建设规划，内容是封山育林、改造次生林，建有机茶园；建有乡村特色的农家乐，全面建设生态农庄。很快，越来越多的城里人开始到这里的农家乐玩，甚至不提前预定根本没饭吃。过去村里茶叶每斤卖几十元，做有机茶园后每斤最多能卖到上千元。

规划一步步实施，绿色梦想一点点实现。五山镇的荣誉也接踵而来：“全国环境优美镇”、“全国文明村镇”、“湖北茶叶第一镇”，这里还有湖北省首家四星级农家乐。“从这里出发，到梦里老家”，五山镇的旅游口号更加响亮了。

政府没有三次邀请，我不来

多年实践，孙君总结出一套选择新农村建设项目的标准。在乡村建设过程中，他清晰地划分了三个层面：政府要完成什么、村民需要完成什么、他的团队要完成什么。

“我们更多是做培训和系统性乡村建设与规划。当民间组织能为政府提供一个五年计划或者十年计划的时候，其实已经把环保融入到政府的政策、制度当中了。我们现在做项目，基本上85%是政府采购，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和政府是平行的。”孙君说。

这样的思路和以往成功的经验，给了孙君选择项目的资本。对公益组织来说，这是很难得的，在当下，大多数民间组织都是到处找项目、找资金、找外援。

孙君认为，做成功的项目首先必须有执行力很强的村干部，干部是第一要素。

河南信阳市平桥区的项目找上门时，孙君两进平桥，最看重的就是这里的干部素质。平桥区区委书记王继军在此地工作10年，先后请来141位全国顶级专家学者给乡镇干部、大学生村官讲课，而且每次都是亲自主持。“我们的共识，源于一个共同的梦，实现新农村建设的梦想。让我们一起把项目做成大家的梦。”这是王继军在一次项目论证会结束时做的1分钟总结。

他打动了孙君。能和这样的干部合作，哪有做不成事的道理！

合作过程中，也常有摩擦和分歧，但初衷只有一个：为了新农村建设的梦想。

“他是少有的可以认同‘绿十字’建设理念的基层干部。”孙君这么评价。

“关于村干部的要求，第一最好是从父辈就开始做村干部，有影响；第二，村干部最好当过老师或当过兵，有一定的文化，且有团队精神；第三，最好在镇政府工作过，有人脉资源。还有是在外经商衣锦还乡之人，会把利益看得很淡，更多是想反哺乡里。”孙君说。

对镇干部的要求则是，第一最好是在不到两年任期内的领导，否则新农村建设到一半，镇领导被调走了，那就白干了。第二，最好曾经做过领导秘书，有统筹能力。第三是做过企业或者当过老师（当兵也行），“这两个部分比较重要，在这一方面我们很严格。”孙君说。

在村庄的选择上，他们在进行项目调研时，第一不选特别富裕的，也不选特别贫穷的，一般选中间段的，因为这部分在中国乡村占比例比较大，具有广泛的复制和推广价值。

他们也不会选经过新农村建设改造过的乡村，那种村庄已经定型，改动空间不大。他们更不会选择有很好资源和景区的，这种乡村淳朴气息已经被破坏了，往往会造成项目还没做起来，人的欲望已经吊起来了。

外人看来，他的要求甚至有点严苛，但他却说，这是基于自己多年的实践总结出来的经验。

他甚至认为，乡村民主选举是对乡村文化的一种巨大伤害。他认为，中华民族能够延续几千年，一定有特别好的自治式的民主形式才能把文明流传下来，无论西方讲他们的民主有多好，都只有三五百年。中国几千年来村民选举是以品德为标准，选择德高望重之人，不是拉票选票。中国是熟人社会，从而产生道德标准，西方陌生社会产生法律。恢复村民自治，这是未来新农村建设要做的工作。

如今，面对各地政府的邀请，孙君依然坚持“没有三次邀请我不会来”的准则。

“第一次来，一般是看媒体报道才来的。这通常只是感动一下，还没有进入感情，没有进入感情的东西就不行。做项目就是一个谈恋爱的过程，双方见一次面是生不出‘孩子’的。第二次想一想可能还有用，也没有意义。第三次再来可能是他想清楚了，这次你可以去，也可以记下联系方式。”孙君这样解释，“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对甲方负责，甲方不懂，我们要坚持原则，这就叫专业。”

回归乡村，是精神道德的回归

如今乡村建设已成一个社会热词。很多乡村建设工作者，都把回归和重塑传统文化作为己任。而有关“乡土中国”及其价值、命运的论争，既绕不开古今中西的联系，也离不了上下内外的纠葛。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股热潮？在孙君看来，这是因为中华文明的基因在农村，在一个民族文化复兴的大时代，寻求传统文化之根，必然会寻找到乡村。

“城市最能够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左右隔壁几十年都不打招呼，电视、报刊、媒体成了人与物交流的对象，人与狗成为情感伴侣，这是城市文化的悲哀与无奈。”孙君说。

乡村的文明形式都是以真为前提，这与生活息息相关。孙君说，在一个他做过项目的地方，有两个村干部犯了错误，在村庄呆不下去，最后全家搬走。“犯了错误在城市能呆下去，在乡村呆不下去。这就是城乡文化的差异。”孙君说。

由此，孙君提炼出了乡村建设的精髓：“我们说要回归乡村，说要回家，不仅仅是乡愁，而是人的道德与精神层面上的回归。求的是真，是道德，是人与人之间的温度。如果文化缺失了这样一个基本元素，文化本身就有问题。”

在北京绿十字新近操作的湖南省会同县的高椅村项目上，就体现了孙君的古村保护的思路。

高椅古村有1800多人，地域不大，房屋稍显拥挤，年轻人大多外出赚钱。因为古村保护不能乱建，而老屋洗澡、上厕所都不方便，年轻人挣了钱也不愿回来。虽然该地还有不少传统特色产业，比如野生茶、黑米茶、有机生态米、手工艺品等等。但因交通闭塞，加上不会包装，销量并不如意。

绿十字主任孙晓阳和当地政府确立了思路：古村古建在外观上要保护和传承，但房屋里面要提高农民生活的舒适度，让老人和年轻人都住得舒服；在外观上已经过度改造的房子，要进行整理；在古村旁边拟建一个新村，让年轻人能回来盖新房；让这个地方的产业发展起来，且要依托当地农民习惯性的产业。

“乡建的重点，是在‘乡’上下功夫，而不是在‘建’上做文章；乡愁不是在‘愁’上做文章，而要在‘乡’中找情感。乡就是农田、民居、菜园、养猪，就是充满人情味的乡土社会。美丽乡村要做的事，就是让年轻人回村，只要他们回家了，人就可以养房，村中就有生机。这次我想做一个中国传统村落发展与保护的示范村。”孙君希望能重新激活高椅古村落的元素，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

“前世今生的守望，轮回寻觅的故乡。”这是会同县委书记杨陵俐为高椅古村拟好的一句“口号”。他说，要让古风留存，让绿色重现，让年轻人回家。

孙君的脑海中，一直有个“30年”的节点。他认为，未来30年，是中国5000年文明史中最重要的历史时期，随着农业进入生态与科技、自然与工业化融为一体的后农耕时代，传统的农耕用具很快就用不上了。传统的农耕文明，将在器物、制度上迅速消失，但他们或许还可以把思想的根留住。

孙君在乡建的过程中，一直强调文化才是根本，要把握、发掘和培养每个村庄的文化，绝不是一个项目能在短期内完成的——这是一条极其漫长的道路，需要极高明的大道之简的中国智慧，需要人们的共同营造，也需要古村落代代传承的幸运。 “风水轮流转，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的未来，谁又能知道呢？”孙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