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社会论坛 - China Europa Forum

欧洲是神话，大神宙斯变成公牛把美丽的欧罗巴劫掠到大陆上，并以她的名字命名。欧洲是意志，从雨果“欧洲合众国”的梦想到让•莫奈消除战争、建设和平的实践。欧洲是外交，在国际关系上一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平衡指点。欧洲也是生活，许多人把自己的大半生拴在欧洲马车上，几乎到了生死与共的程度。我特别邀请了两位欧洲“斗士”，他们是忘年之交，也是我多年的好友。一位是欧洲驻关贸协定（世贸组织的前身）大使张万亭（Paul Tran Van Thinh），他也是中国加入世贸的大导演。原籍越南，身材矮小，在高大的西方同行中如鱼得水，在35年的国际职业生涯中，成功签署了82个国际协定。90年代主持入世谈判的中国外贸部长龙永图回忆说，他是外交界惹人注目的“奇人”。张老爹也是我们中欧社会论坛的创始人，今年82高龄的他，仍孜孜不倦地为欧洲事务奔波，推动中国和欧洲社会的对话，探索应对全球挑战的世界治理模式。另一位是欧洲著名的“铁嘴”，迪金森博士（Quentin Dickinson），苏格兰人，法国国家广播电台驻布鲁塞尔欧洲事务记者站站长，他无法回答的一个问题是“你是哪国人？”，姑且答曰：“我是欧洲人”。

欧元：生于艰辛，临危不殆

　　于：欧债危机株连世界，有人欢乐有人愁。认为欧元末日将至的人警告大家要赶紧准备，重新启用各国货币，重新设立关卡，回到主权国家时代，还荷尔德林讴歌“祖国”的情怀……。可是，曾经沧海难为水，英国孤岛，尚可偏居一隅，可怎么都难想象欧洲大陆再次分割成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或重新宣战。在21世纪这个以合作为特色的时代，欧罗和欧洲何去何从？

　　Q.D. 我想说欧元：生于艰辛，临危不殆（born in pain, borne by crises）。从二战刚一结束直到现在，如同在各种条约的序言中一再提及的，所有参与缔造一个紧密无间的联盟的人均秉持这一基本思路：在政治和经济领域，欧洲不再有任何国家能够孤身独处，而且无论是否愿意，只能在成员国的数量上寻求出路。

　　这种观点当然很难称得上新奇，但在坚持把欧盟之父们的目标成功地变成欧洲联盟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在欧洲建设选择的道路上发现其独创性。

　　让•莫奈先生和舒曼先生力求推广的是，经济的需求和规模总会提醒政治领导人接受常识性的解决方案，这些方案来自资源的汇总和相同或可兼容的决策。尽管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各种机遇，但稳定与增长仍依赖于内部市场。这一点在欧盟是显而易见的，因成员国货币之间的不断波动，欧盟苦心经营的内部市场的发展一直受到阻碍，更不用说频繁的竞争性货币贬值。

　　因此，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创建一个欧洲共同的或单一的货币计划开始出现。然而，直到1989年，欧元的最终蓝图才被大多数成员国接受；再过十年，会计师开始使用欧洲货币单位，再后来才是民众开始使用新货币。

　　迄今为止，欧元极大地刺激了欧盟内部的贸易，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欧元区国家经济免于雷曼兄弟破产后的国际信贷危机。在极短的时间内，欧元已成为全球五大货币之一，速度之快令人赞叹。

　　于：回到巴黎感觉不到危机，大家一如既往地过着日子，甚至有人干脆不承认有危机，或者说虽然有危机，但像中文表述的那样，危象同时也是机遇？从哪里欧洲会找到机遇的突破口？

　　Q.D.: 到目前为止，金融危机还没有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造成重大影响。不过，从一个纯粹的金融问题爆发出社会危机、经济危机，这种困境蔓延揭开的是一个不是秘密的秘密：欧元区可以夸耀的欧洲央行，其职责是发行纸币、抑制通胀（几乎不干别的），再就是每月召集欧元集团财长会议。早在20世纪80年代，许多人已经主张建立一个特别政治机构和专门的监管体制来管理欧元区，而那时，没有人把这些主张视为政治上有效策略，甚至已有的机构设计也被束之高阁。

　　欧洲一直都在经受着集体无能之苦——无法迅速作出必要决定，拖延许久的措施总是在最后关头才匆忙出台。这其中自然是有大量的时间和金钱被白白浪费。

　　不过，在我“答卷”的此刻，正值欧盟国家和政府首脑特别会议的前夕。虽然欧元区政治和技术治理沉重缓慢，但可以确定的是，新的治理之策在慢慢显现。与此同时，欧盟成员国正在竭力救助希腊危机，并设法为西班牙和意大利的经济提供支持。

　　由此看来，欧元区的前景并不像几周前人们预测的那样暗淡。激烈的口水战已经停止，理性的措施开始复现。

　　于：历史将如何评价这个插曲？有人说英国的推出是小国寡民的自我隔离，或者隔岸观火的不负责任，你怎么看？

　　Q.D.: 如果未来某一天有人回望2008-2013年这段时间，可能会惊奇地发现，遭到金融危机间接损失的不是眼珠了希腊、意大利的欧洲国家，主要受害者居然是英国和评级机构，因为它们拥有一个共同点：它们依旧深信各自的立场，从而过度表现出与这些危机毫不相干。

　　在欧洲，历史不与真诚善良作对，而只与它们擦肩而过。

　　于：作为欧洲建设的老兵，作为欧盟的国际商贸谈判的首席顾问，请您从欧债危机开始谈欧盟前景及全球治理的未来。

　　TVT: 二十一世纪开始了后美国时代的世界多极化和异化，与原有的庞大国家相比，这些新生力量还显得很弱，但在数字时代无限扩展的信息技术和通信手段的支持下，也可能成长为不可控的庞然大物。我们能看到，物流业、服务业、投资业、投机业（股票）这些新兴经济在牺牲人的存在质量的前提下蓬勃发展。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无独有偶，清楚地向我们显示了过度的公共债务，包括美国在内，几乎天天都在一般和主权风险评级中被抛来抛去，横冲直撞的是普标评级这些金融“城管”。加剧阻碍增长和复苏的还有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的蔓延。在此背景下，旨在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和一致性的全球治理国集团（G20）变得必不可少，需要有长远的眼光，短期和中期的行动，以防止根植于民族主义的冲突。然而，我们现存的欧洲治理机制已经不能应对二十一世纪的挑战，因为它的国际框架的基础是二战时期的。

　　我们面对的挑战是全球性的。包括中国在内，我们面对着许多共同的挑战。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单独解决国际事务，甚至无法单独解决国内事务，因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每个地区的生活都直接或间接地依赖其他国家，都需要全球性的解决方案。比如叙利亚国内冲突需要联合国干预，以恢复和平，但中国和俄国令人遗憾地投了反对票，我真心希望中国能够处于人道主义和大国责任，做出积极的反应。今天，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强大到摆脱这种新的多极世界的相互依存关系。它必须做到心中有数，知道共同面对哪些挑战，这些挑战包括气候变化、人口、金融、贸易、卫生安全、就业、人员流动……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出现危机的地球正在累积效应中变成无数的定时炸弹。

　　在这种地缘政治景观里，从潜在的金融危机方面而言，欧罗区，无论如何都握着危机普遍化或危机熄火的钥匙。责任何等艰巨！只要试想一下欧洲市场的紊乱对世界上其他地区的经济可能造成的后果，这是一个拥有5亿公民的地区，影响从中国开始，到美国，再到那些贫穷国家……。如果说欧洲治理应当为欧罗危机承担主要责任，我们一定不能忘记在华尔街和伦敦市从欧罗创立的第一天就从未停止过对欧罗的阴险攻击。最好的解释就是英国从欧盟26国中退避三舍，这大大有利于欧洲政治一体化，但可能对英国而言不啻于自杀行为。

　　于：欧洲身处危机，民心不振，可是它 在近代却叱咤风云，从16世纪新大陆开发，到欧盟自身的建设，都使它超越了中国、印度等文明古国，成为世界近代史的英雄。是什么使它成功？又是什么使它陷入危机？

　　TVT: 从近代历史起点上看，欧洲的殖民历史曾经使它在两百年中攫取了全球的财富，一个帝国取代另一个帝国，葡萄牙、西班牙、法国、英国等，都有侵略占领其他国家的殖民史。从现代历史而言，只有在欧洲才有的一个特殊经验，那就是在经过漫长的战争之后，欧洲人渴望和平，学会了摒弃战争，有气魄把敌对双方找到谈判桌上寻求和平建设的方案。这是人类历史上唯一的特例。但和平建设的过程是非常漫长的，60年看来不够，还可能需要几个世纪的努力。法国和德国曾经是不共戴天的敌人，但是现在他们却是友邦，这简直是个奇迹。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欧洲才拥有了今天的位置，他们寻求的不仅仅是欧洲的和平，而是整个世界的和平。经历过战争的老一代欧洲人，十分珍惜欧洲和平。

　　欧洲的危机没有人们说的那么严重，但欧洲的确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比如，债务危机。欧罗像一粒政治种子，对欧洲政治一体化的进程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欧元从一开始体现的就是经济治理的残疾状态，胆怯和底气不足是新一代欧洲政治家的特点，他们既未经历战争也未遭受恐怖。而正是那些可怕的战争后果，使欧洲创造者们开始了和解的实验。这个实验室在人类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其成就是不可逆转的。但困难的是，欧洲一体化是世纪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人们不能用几十年的时间治愈数百年的军事冲突。因此，如何担当扎根在时间中的欧洲挑战，直面越来越迅疾的世界大变迁？只应当使欧洲依靠其公民基础以保证其跨代交接。

　　欧洲实现了没有战争的理想，但我很担心的是欧洲的青少年却变得没有理想了，他们消费，上网（谢天谢地，还没有中国年轻人那么“网控”），想多挣钱，却又不想出力。欧洲青年无理想，因为感觉不到危险的存在。我们老年人与青年人之间有很深的代沟。

　　欧洲需要全球的援助，世界上对欧洲一体化的支持赢得的将是全球的和平，因为欧盟的创立宗旨就是让战争不再成为可能，创建普遍的人类和平。

　　成功的欧罗区和整个欧洲的政治治理，将为全球治理奠定基础，首先从财政支柱开始：我们是否可以梦想，基于美元和人民币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创设一篮子货币储备，其中包括美元、欧元、日元、人民币……？

　　于：从历史常识出发，我们知道货币本来只是一个交换的工具，世界金融体系是在人类历史发展到尽头的最后一秒钟发明出来的，并不是必要的人类生存条件。另外，出了问题，不能只从工具上找出路，工具不好使可以换掉它。可是，作为普通人，我有一种感觉，专家们老是在危机漩涡里以造成危机的方式试图冲出漩涡，其实我们需要从外面伸处一只有力的手，把身陷危机中的人拉出来。

　　TVT: 你说的对。我是要从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起来，金融支柱确实是一个次要的方面，重要的在于人类意识责任，你说的那只“有力的手”，否则，一篮子货币储备也将无济于事。先从金融领域入手，从长远来看，要解决健康、卫生、毒品等等和人类生活相关的问题，这都只能从全球治理上思考，解决的时候需要全球努力。

　　我本人不喜欢“市场经济”，我觉得市场经济到处都是“恐怖分子”，类似“塔利班”。为什么呢？因为市场经济的初衷是供求关系之间的较量平衡，市场则是这种供求关系的晴雨表。但目前的情况却是，市场被经济、金融“独裁者”控制，成了“塔利班”。它不再鼓励平等竞争，而是由一些没有责任心的人把持操纵，他们是一些投机者，他们希望通过市场“投资”，更确切地说是通过市场赚钱，他们极其武断的做法，使市场失去了它作为供求晴雨表的原本角色。所以这和“塔利班”没什么区别。我们需要一个负责的市场，而不是一个投机者的市场，一个更文明的市场。

　　欧洲汇聚着世界强国，拥有同样古老的历史文化和最具创意的现代文化，欧洲一体化应当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政治体制，虽然它在金融危机中显现出了种种缺欠。

　　再看欧盟，它正面临着很多危机，但是由于有一个法律机制，当通过法律程序作出决议后，就可以在欧盟27个国家得到贯彻，没有一个国家持异议。当然，英国和捷克不同意是，就需要退出，也就是说，放弃某种权利。我们仍然渴望远见卓识的国家元首，但我觉得欧盟需要突出它的法律权威。遗憾的是，今天它的领导人是在连对法律进行贯彻的愿望和能力都没有。欧洲完成这个过程大概还要一二百年。

　　于：欧洲作为老帝国，发展速度明显放缓，美国也被认为是强弩之末，全世界都在说中国将是世界的领袖，你怎么看？对于中国这个后来居上者，也有人搬出了19世纪的“黄祸”之说，中国真地令世界恐惧吗？

　　TVT: 首先欧洲不应该恐惧，两者之间没有逻辑关系。如果欧洲发展慢了，这是因为自己管理不力。况且，我的经验是，每当欧洲出现问题的时候，也是它反省自我，重新起步的契机。就像一个人生病了一样，要看医生，要配合医生的治疗。希腊危机显示出的问题是两难选择，因为欧洲是一个福利社会，每个人都有权利得到充分的社会保障，这是必要的；但因此人变得懒惰了，不愿意劳动，坐吃山空，这就不对了。中国人没有这样的问题，他们勤劳本分。我个人也是，如果说一辈子有所成就，其中的原因只是我的勤奋。我与温家宝总理见面时，告诉他，我从1961年开始为欧盟效力35年，从未休过假，每天工作14个小时，因此有时间为中国加入世贸出谋划策。 在今天这样的多边国际法制结构中，不再可能有某个强国对弱国的支配，弱国也有机会取胜。例如古巴在世贸组织中一举战胜了美国，不是通过武力强权或经济实力，而是通过法律，据理得胜。

　　中国不可能单独做大，因为我们不是在19世纪，21世纪没有任何国家可以独自称霸，这是一个合作的世纪。中欧之间需要一种相互信任的合作关系，我多年前曾说过，应当像法国童话《小王子》里面小王子和狐狸的关系一样，是相互扶助的关系。小王子是单纯无知的，而狐狸是非常狡猾的，可以教会小王子很多东西。当然了，我们既不是小王子也不是狐狸，这两个国家和地区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如果他们能够携手共进，那么一定会成为世界和平的主导者。

　　中国和欧共体在1975年建交以后一直保持了良好的关系，这种关系由于欧洲自身的发展而不断地深入和丰富，欧盟的权能扩大了，中欧合作的内容也随之变化。2003年中欧成为全面的战略合作伙伴。但是对于这种战略伙伴关系的不同理解带出一些困难，相互仍然十分缺乏了解，尤其是在观念领域，相互制造着另一个的形象，欧盟想象的中国不是真实的中国，中国想象的欧盟不是真实的欧盟。要获得真正的了解，首先就要加强沟通。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起创立了中欧社会论坛，提供一个中欧之间长期的对话平台。

　　于：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你觉得中国在国际上的应当如何发挥积极的作用？

　　TVT: 当中国“咳嗽”的时候整个世界都“感冒了”。世界上的人一定有很多同意我的说法，中国在世界上变得十分重要。但我的意思不只是静止孤立地看中国，而是说，现在全球相互依赖的程度如此紧密，任何人的问题都是所有人的问题（我不敢说任何人财富都愿意给所有人）。在未来世界社会的治理中，如果中国不参与，不承担起一个主人翁的角色，其他人的事情都不能顺利地取得成功。我的意思是说，以前中国主要经济动力是通过出口，但是今天中国意识到仅仅靠出口不能让所有的人都富起来，而且贫富差距快速惊人，成为世界前几位。中国已经意识到它必须改变做法使大家共同富裕。另外，贫富的区别，不只是财富上的，还体现在获取知识的权利上，数字化时代，没有电脑，就过不了获得知识的一个门槛。如果中国解决不好贫富差距的问题，对于中国本身和对于整个世界，它都是一颗“定时炸弹”。

　　要解决的的是一个老问题，即治理问题。中国的政府太强大，人民的能动性需要得到更大的发挥。结果，国家主权的观念太强，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合作的步伐。解决这样的问题，需要新的观念，比如分享主权的观念。这在欧洲有非常好的先例，欧洲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经历无数次大战，为了实现和平，采用了分享主权的方式。在世界范围内，联合国、世界组织都尝试着向主权分享的方向进一步发展。这自然一个长期的工作，是要在世界治理的维度上讨论。因为中国具有了明确的领导世界的意识，所以中国必须改变主权国家的单一取向，采纳全球视野，把宏观的人类宗旨和主权国家的利益结合思考，否则，如何获得世界领袖的合法性？

　　其实，本次欧债危机中浮现出的也是主权国家之间利益冲突的问题，这是欧盟治理中的巨大的障碍。

　　中国需要更加努力的是大家常说的“软实力”的建设。我记得社科院周弘所长在我们的治理小组讨论是曾说过，“软实力是一种内在力量，不是形式化了的文化力量，不能说文化产业化了就具有软实力了，真正的软实力体现在理解力、包容力、沟通力、说服力、影响力等方面。”我们需要发展软实力，提高我们社会的精神品质。

　　我们应该利用信息技术和沟通渠道，使人人都成为参与世界事务管理的行动者。目前参与危机、讨论危机、解决危机的都是少数精英，所以解决不好。我们必须让社会的基层参与，让大众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主力。他们或许不那么技术，但他们生活在问题之中，可以提出最切近问题的解决方案。我认为，在这一方面，欧洲与中国做得好。中国需要借鉴欧洲的丰富经验来设计它的社会保障体系，每个国家都必须拥有适应其国家或地区文化的社会保障。

　　让我用大文豪雨果呼吁“欧洲合众国”的著名演讲结束我们的谈话，激励和平的建设者：

　　“那一天终将到来，你手中的武器会落下！那一天终将到来，在巴黎和伦敦之间，在圣彼得堡和柏林之间，在维也纳和都灵之间，战争将显得如此荒谬，如此之不可能，如同今天在鲁昂和亚眠之间，在波士顿和费城之间，战争不会发生，战争荒诞不经。那一天终将到来，你们法国，你们俄罗斯，你们意大利以及英国和德国，所有的大陆国家，在不失去你们的独特品质和光荣的个性的同时，将会融入一个更高级的体制，建构一个博爱的欧洲，就像诺曼底、布列塔尼、勃艮第、洛林、阿尔萨斯和我们的所有省份那样融入到法国。那一天终将到来，不再有战场，只会有开放的贸易市场和向思想开放的精神。那一天终将到来，取代子弹和炸弹的将是投票和人民普举，是一个大的主权参议院的可敬的仲裁，它将属于欧洲，如同英国、德国和法国的议会！那一天终将到来，大炮将被陈列在博物馆，就像今天我们陈列刑具，人们会惊讶这曾经存在过！那一天终将到来，人们会看到这两个巨大的群体，美利坚合众国和欧洲合众国，相对而立，隔海握手，互换产品、贸易、工业、艺术和各自的天才，清理地球，殖民沙漠，以造物主之眼改善创造，为使所有人享受福利，这两种无限的力量将结合起来：人类的博爱和神的伟力！（维克多•雨果，1849年第三届国际和平议会上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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