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社会论坛 - China Europa Forum

（原文刊载于香港《信报月刊》，2012年9月）

一

2012年6月22日，裡約+20政府峰會正式休會。我們這些參加“邊會”（side events）的另類，日程仍排得滿滿的。

上午參觀了一個叫阿樂芒（Alemao）的貧民區，葡萄牙語叫法維拉（favela）。社會學講師阿蘭做了深入的介紹，他是少有的從法維拉上升到大學教職的人。法維拉的房屋依山而建，或者不如說是沿山坡堆起來的，像有門沒窗廢棄了的集裝箱，全國16%的貧困人口生活在這裡。一周以來，我們已經熟悉了市中心19世紀的新古典建築，女總統和金磚巴西的蓬勃形象，裡約大會組織的井然有序，還有全球著名的大西洋Copacabana海岸，這一切與法維拉形成了巨大反差。

空中滑動著不明飛翔物一樣的紅色纜車，費爾南多告訴我們那是用改善貧民窟下水道的經費修的，而且是法國的高薪技術。空中遊覽車連接5個山頂車站，有錢的全球遊客可以在享受飛翔美感的同時，從一個法維拉滑向另一個，充滿同情或慶倖地觀光貧窮。法維拉人曾有過幻想，以為遊客可以刺激本村的收入，比如纜車票的收入歸村民，結果都被大公司拿走了。失望的法維拉人變成藝術家，在各家的牆上“塗鴉”，抗議社會的不公正，表達反抗者的憤怒，藝術水準不亞於價值連城的中國“五大天王”。於是，從空中望去法維拉變成七彩城，“巴西彩城”像Copacabana錦緞般沙灘一樣吸引著遊客，卻“只可遠觀而不可近玩焉”，因為法維拉是由軍隊管制的。借裡約+20人民峰會的衝動，法維拉人要求直接與政府對話，討論如何修復綠色家園。

中午與南美-中國-歐洲三方對話的主要組織者一起座談，地點在巴西社會經濟研究院（iBase），iBase也被解讀成“底層智慧”、“基礎研究院”……。該院全球著名，因為它在1992年發起了世界社會論壇，自此一直是這個論壇的主辦者之一。它在與饑餓作戰，消除貧困，創造人民財經，分析“民主赤字”等方面的研究和行動成功顯著，以至於根據其建議，盧拉總統在政府中曾設了兩個部委，配合行動。

討論會隨後移到了哥倫布甜品店，大家邊喝caipirinha青橙酒邊聊，大有煮酒論滄桑的架勢。不過我們論的是公民社會的話題，從各自的角度對三方對話做了總結，尤其是南美朋友，發現了中國的公民社會，如同發現了新大陸一樣喜悅；而中國朋友則對成熟豐富的南美民間社會感慨萬千。中歐社會論壇的人員，至少我本人是這樣，有點月下老人的滿足，因為是我們將這些三大洲的普通人組織到了一起，他們在日常結構、歷史和地理空間中是無法碰面的，今天卻促膝交談，切身體會著“我們”這個概念的真實性，“我們的世界”一下子真實到可以觸摸，“我們的未來”因此可以共同展望和設計。

二

裡約一周之後。每天都能收到紛紜遝至的各種新聞稿、宣言聲明、建議方案……，凸顯網路時代的便利，但利用的最充分的是全球民間組織的溝通網路。裡約+20本來是聯合國第20屆國家首腦會議，也稱“環境會議”、“地球峰會”，被寄予重大的期待：總結20年發展，提出消除貧困的綠色經濟模式。巴西總統正式邀請全球民間組織參與組織“邊會“，形成了相映成趣的歷史景觀。對官方和民間平行的兩個“峰會”的判斷，說成功的，說失敗的，見仁見智，反差強烈。親身經歷的我們，可以說它是一個歷史轉型的里程碑，它是一場主權國家的外交秀，它是綠色理念的符號象徵著生態時代即將到來，它是聯合國管理失效的一個見證，它是公民社會參與治理的起點……。

後臺妝扮、前臺上演和台下反應

裡約+20峰會產生的官方文獻題為《我們想要的未來》（The Future we want）。我們可以依據人類學家戈夫曼的戲劇理論，從後臺妝扮、前臺上演和台下反應三個區域去觀看它。

首先，這份檔曾經過一個漫長的幕後談判，最終在6月19號裡約+20峰會正式開幕之前被各國分別認可，所以6月22號的簽字只是一場表演秀。沒有溝通，沒有傾聽，沒有論辯，對持續8天的民間及官方討論成果沒有採納，這個事先準備好的文本是在降低門檻後後達成共識的，因此平庸空洞，沒有具體內容和日程，流於口號表態。據說中國政府代表團一年半以來“全面、深入參與有關討論和文件磋商……為努力推動各方求同存異，彌合分歧，推動談判儘早達成共識做出了重要貢獻”。（2012年06月27日16:46發改委網站）。這個貢獻是否積極，暫且不論，但台下、場外和網上看戲的大多數中國人，這一次因為沙祖康先生大會秘書長的身份，委實是感到一種揚眉吐氣的自豪感。

其次，民間的邊會列在另冊，參與者被置於觀眾席上。他們提出了數以千計的建議，提出消除全球化的貧困、污染、能源短缺，無度消費、金融統治的具體方案。遺憾的是，有些因為不適用數字指標而沒有被統計在內，本屆峰會秘書長沙祖康先生提到的數字是692項建議，達5130億美金。

另外，官方聲明The Future we want的題目的中譯和有趣，因為價值判斷不同,出現了對其中的動詞“want”的三種翻譯：“想要”、“期待”和“憧憬”。第一種如我的現實主義的翻譯，取其“必要，急需，相信”的第一涵義；第二種是革命浪漫主義的期待，帶著被理想口號感召的樂觀情緒；第三種則是共產主義理想慣性的增值翻譯，目前以《我們憧憬的未來》作為官方的權威譯名。但有英文常識的人都知道“憧憬”不可能再回譯為“want”。“憧憬”的東西很遙遠，很朦朧吧，常常可望而不可及。《我們憧憬的未來》開宗明義：世界各國“再次承諾實現可持續發展，確保為我們的地球及今世後代，促進創造經濟、社會、環境可持續的未來。消除貧窮是當今世界面臨的最大的全球挑戰，是可持續發展不可或缺的要求”。這些口號式保證的確都是可以永遠“憧憬”的。

憧憬當然是必要的，但眼下遍佈著災難重重的危機：連綿不斷的人為造成的“自然”災害，制度造成的社會災難，冷漠造成的倫理災難……，人類生存在水深火熱之中。大家聚到一起是為了討論全球共同面對的挑戰，希望提出生死存亡的應對措施。然而上臺演出的各國政治領袖卻沒表現出半點緊迫感，反倒在散場後高歌凱旋，再次證明了傳統外交的沒心沒肺，無效浪費。最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代表各國參加綠色經濟主題峰會的是各國的外交部長，而我們都知道他們的職責是縱橫斡旋，為自己的國家爭口袋，沙祖康大使數年前回答記者外交成功的訣竅時曾申明：即個人立場“永遠與國家的立場保持一致”。外交官們既不是危機領域的專家，又沒有解決全球共同問題的使命和合作能力。在討論全球危機時只是以對立的國家立場進行利益談判和競爭，結果不言自明。

三

除了“憧憬”，自由主義增長模式在這次會議中仍然占主導地位，儘管誰都清楚這與可持續性不相容，是造成目前危機的主要思想根源，與峰會的綠色主題相背離。裡約+20終於讓人們真正明白了，聯合國現有的機制已經無力超越其主權成員國的狹隘利益，甚至無法討論兩個預期的主題：消除貧困與治理模式改革。

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更新工具，改變思維

所以，需要另一個工具來輔助。治理改革首先要從聯合國開始：下屆地球會議，不能只有外長，而更需要“內長”——民政，能源、教育、移民、金融、衛生，以及跨部委聯合部，因為要處理的是人類共同體內部的問題！

“人民峰會”和邊會雖然不如預期的那樣雄壯，但是另一把工具，其意義是里程碑式的，預示了民間組織將作為具有影響力的力量，參與生態時代的全球治理。

也許由於參會的多為專業環保和綠色能源的先進者，在整體關懷上顯出偏向：大家集中討論的多是三個動力危機中的前兩個：食品危機和能源危機，但卻很少討論第三個向度：精神危機。這個危機的要害在於人類失去了對自身的信心，人類不團結，人類不會思考。思想的綠地變得枯黃，需要改變道路，更新利刃，進行三個決裂：1）與敵對思維決裂，轉向超越主權國家的合作，消除假想敵，共建人類家園；2）與線性思維決裂，轉向多元關係的複雜思維，改變技術專家統治；3）與文化主義決裂，接受和欣賞跨文化的生存現實。

中-歐-南美三方對話旨在為思想大轉型提供錘煉新模式的集體思考工具。大家發現，三個臭皮匠賽過諸葛亮，面臨相似或相同的挑戰，需要把各自的生存經驗變成相互的精神營養，錘煉走出危機的新智慧。從會後的各種文本和感言中我們已經看到其積極成果，最重要的文本有《全球民間組織致聯合國裡約+20政府代表的公開信》、《人民可持續宣言》以及《可持續發展對話報告》。

值得特別提及的是來自中國民間組織的青年行動者，他們是張力極大的一代。這些青年領袖嫺熟的英文令人驚訝，參與意識明確。他們中國家意識強的，“希望用最好英文去提高中國的國際感染力”，自覺地擔當國家的使命；未來意識強的，清醒地意識到現行國家政策中很多是不可持續的，20-30年後他們自己將遭遇今天留下的災難。因此，他們感到青年必須在今天的中國政治上發生影響力，敦促現任政府為後代著想。不過他們中有全球人類關懷的不多，對全球事務熱心的很少，像歐美青年到全球做義工。這大概還要寂寞地等待。

在文明的演進跌宕中，走過石器時代，青銅時代，鐵器時代，蒸汽時代，電氣時代，資訊時代，各階段都被以工具屬性命名。裡約+20之後，有可能擺脫工具文明的參照，而用我們的生存空間來命名我們的時代：生態時代。之所以題為“零年”而非元年，是因為生態文明的觀念有待推廣，從政府到民眾，沒有共識，也沒有方案，尚未準備好過新年。

生態時代，從零年到元年還有一段漫長的路要走。

（2012年6月30日，于碩，人類學教授，香港理工大學中歐對話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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