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社会论坛 - China Europa Forum

于碩：通常歷史昭示給我們的是，經濟危機的加劇會強化國家民族主義和民間排外傾向。歐洲各國選舉似乎證明了人們的擔憂，反歐洲和反全球化的保守政治似乎在上升。

蔚五海：歐洲地區的仇外心理的確在上升。歐洲自己的歷史曾有過先例，20世紀30代出現過對中產階級致命的摧毀。假如今天再次出現這種情形，人們可能會退縮，對歐洲60年的和平建設和基本原則加以懷疑。所以說，歐洲存亡的威脅來自歐洲內部。上世紀20年代，希特勒的政黨只有百分之10至15的選票，但當經濟危機造成德國龐大的失業人口時，法西斯黨便獲得了31%的選票，合法地取得了政權。假如今天危機持續加重，我們就不能排除那些小的超沙文主義政黨上臺的可能性。因此，歐洲面臨威脅。

我們有必要重構这個致命的鏈條，它能使整个社会崩溃並支撐专制逻辑勃起。

這個鏈條的演變經歷了四大步驟：

第一步：經濟和金融放鬆管制，會加大不平等，進而削減中產階級的額外受益的來源（主要指他們的小資產：房地產、投資和各種儲蓄金），只剩下了工作收入。受到的影響有：工資停滯，就業不穩，失業和收入下降（包括變相的免費公共和社會服務，這是歷來中產階層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

第二步：中產階級破裂，這一過程使其中下層（特別是由農民變成工人再升為中產階級的部分）強烈感到下降的不公平，成為憤怒的社會來源。理性地分析，這種憤怒應該對超富豪和經濟體制問責，因為他們才是造成倒退的真正根源。但在情感層面上，如威廉•雷馳（W. Reich)在《法西斯主義的精神病理學》一書中所論述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為了避免下滑，中產階級就要在社會圖譜上維持比自己差或低的階級的“區別”（distinction,布迪厄）。因此，他們對任何涉及其下降原因的說教都特別敏感，例如認為窮人是威脅他們下降的原因。昨天歐洲血統的義大利人或東歐人，今天的北非血統的阿拉伯移民都成為最理想的替罪羊。

第三步：這塊土地再一次成為“失範的牲口”（“la bete immonde", 布萊希特）的沃土，極端獨裁和排外的風潮獲得重要的社會基礎。如果民主黨對此危險無動於衷，卻熱衷於其內部無法停止的紛爭，那麼，一段時間後這些極右傾向的領導人就可能成為影響整個社會的決定性因素並獲得國家權力。

第四步：由於這種勢力從恐懼和仇恨中汲取營養，因此他們在獲得權力之後，只會通過製造戰爭邏輯和獨裁形式自我延續

于碩：這是一幅十分堪憂的圖景。我不相信欧洲和法国會向法西斯折回，至少我拒絕！

蔚五海：那我们就來问一下“世界需要什么樣的法国，什麼樣的欧洲？”能直接启发我们思考这个问题的是我們的巴西朋友，世界社会论坛的发起人。在巴西国内抵制民族主义邏輯的討論中，他们自己也經常受其困惑，於是提出了这个问题：世界需要什麼樣的巴西？當欧洲,特别是法国被仇外情緒和焦慮所籠罩，希臘出現了排外傾向的今天，我们可以用同樣的方式向我們自己提問。

有一點是明确的，像你的反應一樣，我们的回答應是：世界不需要一个自我折合的歐洲。歐洲曾將其他文化拒之門外，曾被血腥世界的戰爭惡魔所掌控，那就是两次世界大战和三个極權體制：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同样，世界絕不需要一个傲慢的、喚起人們反面記憶的新貝當主義的法国。相反，世界需要一個开放而光明的法國，她能賦予自由運動以最充分的意義，抵抗對人权的侵犯，在增長的社會不平等和不公正面前要求更多的平等 ，在身份折合和不寬容面前尋求博爱。世界也需要一个有能力積極面對自身弱化的歐洲，由原來的一個支配型強權轉變成一種創造型的力量，面對我们时代的生态和社会挑战，為和平、民主和生命力做出貢獻。

于碩：我相信善能夠戰勝邪惡，這是一種信念，也是一種願望。面對令人髮指的邪惡和無動於衷的冷漠，我們經常需要鼓勵自己堅持。這次歐債危機中浮現出的負面的人性令人糾結，甚至懷疑惡是否是不可戰勝的 ？幸虧一年前阿拉伯之春帶給人類歷史一種新的經驗，令人鼓舞。

蔚五海：羅曼•羅蘭曾界定過“善良意志的人們”（hommes de bonne volonté），他們是積極的社會行動者，個人或團體，他們有著共同的信念，堅信《人權宣言》不是一張廢紙，一份新聞稿或新殖民主義的特洛伊木馬。這些人屬於各不相同的政治或精神團體，年齡不同，民族不同，社群及文化來源不同，職業各異。他們不相信和平只是冠冕堂皇的口號，自由只是市場經濟的專利，精神只是原教旨主義的迷幻藥，創業只是強者對社會的剝奪。

正是這些越來越全球化的善的力量，通過他們主動的或消極的抵抗，抑制著今天向野蠻倒退的邏輯，並使人們理解了我們的世界“為什麼不能更壞” 。但破壞力的邏輯今非昔比，避免最壞情形的發生和依賴原生創造性的聯盟已經不夠用。如果像塞厚（C. Serreau）的電影所顯示的，面對整體混亂產生的局部解決方案是行動的支點，那麼我們現在就必須讓想像力走得更遠，以便尋找替代策略，打破現有的致命的發展邏輯。

于碩：你还記得1996年我们在巴塞羅那组织的协力尽责世界联盟的第一届大会吗？从那之後，我觉得有一个我喜歡稱之為的“公民宪章运動”的长足扩展。你與戈巴契夫和里昂市長科龍共同主持的人類對話論壇開風氣之先，啟發了我們之後創立的以對話為主旨的中歐社會論壇。6月17號，我們在巴西裡約+20雙峰會上將啟動第一屆歐洲-中國-南美三方對話，我期待著它成為人類對話史詩的一个华彩篇章。

蔚五海：我們的朋友人文主義思想家愛德加（莫蘭）也去參加你們的三方對話吧，令人欣慰。公民世界一直有长足进展。一些十多年前被視為烏托邦的因素，今天正在變成現實並成為世界治理的關鍵。事實上，我們處於兩種力量的對抗，一種是戰爭的、經濟的、社會的、宗教的，即軍事的邏輯；另一種是和平的、民主的和公正的邏輯。許久以來，歐洲聚焦自身的问题，沈湎於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强大欧洲的怀旧之中。这个輝煌的歐洲今天已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歐洲在地緣政治的支配和对抗中不再掌控支配力量。但是，假如歐洲能真正拥有人類相约而行的视野，假如欧洲能认识到重大的人类困境是人類內在野蠻性的問題，就可能超越主權國家地缘政治的局限。

于碩：或許這個世界真的糟糕到了極點，到了反其道而行之的時候了。

蔚五海：你剛剛提到去年的阿拉伯之春。值得堅信的和平、自由和人類良知的高尚品質正在激勵著各種正義的力量。而且正是由於這些力量的存在，才使目前的世界没有陷入战争。這個世界的確很糟，從许多方面衡量，都可以與20世紀30年代相比，甚至比那時更糟糕。但今天，質疑世界的不公正和專制统治的鬥爭选择不同的道路，似乎不想再使用以暴還暴的武器。 这就是從阿拉伯春天開始的另類全球化运动。愤怒的西班牙人，令人驚訝的華爾街和平占领，甚至在战争和殖民逻辑支配下的内塔尼亚胡政府也有了好消息，以色列運動在特拉维夫小城彙聚了40万人。

我们看到，即使在镇压最血腥的叙利亚，手无寸铁的民眾仍前仆後繼地赤手抵抗坦克。還有20多年前那個天安门广场隻身擋坦克的青年，无疑可以作為主動选择非暴力的新運動的象征。事实上，我们正处在革命运动時期，假如我們分析一下变革的激进程度，就會明白這是一場革命。革命者們吸取了以往的教训，尤其是建立在強权逻辑上的暴力革命的無效。

当代人首次开始提“我”的時候，是在奥斯威辛最卑微的道德自毁和广岛的身体消滅之時。今天我們可以开始积极地提到“我”：我，人类大家庭成員，充分瞭解我的脆弱和我的矛盾；同時我也知道我擁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能力，它能將引誘轉換成愛，將信息转换成覺悟，我們选择的是生命之路，而非破坏之路。

歐洲金融危機的意義在於讓我們懂得了，金融资本主义和商品化不再能分散我们的精力，因為它們走到了生態的和金融不可持续的極限。於是可能的路徑有兩個，或者是倒退到混乱的逻辑，或者是前進到人性的更高素质。我們看到第二條路徑的可能。人類有可能立足於此，將这个人性价值重建視為生活的力量源泉，將對他者的承認視為機遇而非威胁，讓这种超越意识成為我们大地之行的特权，与我们人性之旅的同路人共同分享。

因此，我们人类大家庭的成员不不僅僅可以說“我们人民”——這個詞常常被混同於“我们国家”，也可以开始一起站起来大膽地說：“我们這個星球上的公民”真正开始了二十一世纪的冒险！

于碩：在危機中的欧洲，這是否只是你這類人文主義者的理想主義或誇張的樂觀主義？

蔚五海：在目前抑郁和危机的时刻，我要為歐洲辯護的是，她在無意之中（这是個大问题），已經實驗性地、痛苦地和笨拙地走上了这条人文探險之途。我的這一判斷的依據來自對一份被遺忘了的報告的重讀，該報告是约翰•肯尼迪於1963年8月要求提供的，他被暗殺三年后，1966年再次遞交給他的继任者。肯尼迪帶著強烈的願望要建立与苏联之間的持久和平，他提出的问题是：一个建立在持久和平的基础上的全球制度將會產生什么样的影响？由多学科研究小组給予的答案，令人驚愕但具有预见性：在我们現有的知识框架中，全球制度建立在以戰爭為目的基础上，它不只是在军事領域，而且在所有领域，包括经济、社会、文化中都太有結構力，應當被放棄。

由J.K.加尔布雷斯點評的這份報告以《不樂意的和平？》 為題出版，值得我們今天重读，因为它有助于我們理解，为什么當和平的邏輯持續存在的時候，一个在结构上有權決定和平或战争，決定他人的生命或死亡的權力需要通過製造敵人來自我維持。我们已经看到恐怖主义的運用，我们正在看到內部敌人的製造，如在法國總統選舉中利用移民問題製造社會敵視。我们還可以看到，这些倒退逻辑面對尋求生存空間的新生力量，企图竭力保持旧式的权力关系。正如殖民暴力最恶劣的形式发生在其末日來臨之際（我们會想到阿尔及利亚）。同樣，人们可以假設，美国所謂的“战争系統”目前已經動搖，而在欧洲這一系統的衰敗更是顯而易見。建立在個人或族群的生死權利之上的一種權力今天在欧洲生長，它的三个支柱是：廢除死刑，结束義務征兵，放弃作为社會的组织结构元素的战争。

不過，问题在於，作為人类残酷爭鬥历史的第一個真正的轉向，在歐洲出現的这三个根本性的变化是不自觉的，不是有意識的积极的方向性選擇，以替代致命的三位一體：战争、兵役和死刑。欧洲的確放弃了战争，但卻沒有一个促进和平及世界政治的藍圖，要做到這一點，需要針对一切战争来源進行不懈的斗争，包括屈辱和苦难的混合爆發，對生态系统的破坏以及文明的冲突。歐洲废除了死刑，但其司法系统仍然建立在惩罚逻辑优先的基础之上，而非预防或改正。歐洲几乎在所有的地方都结束了兵役，但卻没有提供跨代際的公民服务，它可以成為政治、社会和公共贡献的依託，建立針對一生而不僅僅適用於商品化的勞動交換機制。簡而言之，欧洲處於不上不下的尷尬境地，正在失去昔日的支配力，又尚未受益於创造性的活力。歐洲目前的乏力，碎片化，以至於她的抑郁症多來自於此。

為了應對可能導致自我毀滅的挑戰，歐洲人需要致力於提高其良知和改善彼此間的關係。在這裡存在著一個難題，就是你長期研究的主題，“跨文化性”（transculturalité），即多樣性社會怎樣共建一個人類共同體。這完全是人類良知提升的問題。我們在端點上會發現，人類最大的問題在於相互之間愛得不夠，人類這個物種並不真正相愛。

這種情況也可能發生深刻變化，假如眾多的力量结合起來，以促进建设一个真正的為世界和平服务的欧洲政治，它將建立在公民权利、社会正义、保护我们的生态系统和協作必要性的基礎之上。從歐洲最重要的成員之一的法国來看，她可以擺脫自身的衰落，只要發揮公民的力量，站在人权联盟的高度，反对仇外心理，敢于全面擔當那三个光芒普照的詞的動力，重新賦予它們以强大的力量：自由，平等，博爱！

歐洲甚至有條件為其他地區做出貢獻。她拥有移民历史，这是一种运气，而非威胁。這使歐洲獲得了跨文化對話的經驗，她可以從自身內部開始實現愛德加說的聯結（reliance）。同樣，歐洲的老龄化问题，如果我們在量化經濟和地緣政治角度思考问题，老龄化就是一個負擔；但当我們把老人的記憶、经验和智慧作为财富，那老龄化就变成了运气。

如此一来，有能力拥有“长者”而非只是“老者”就成为我们的一种機遇。让我們来重新检视大量的现象，在經濟占有和政治控制的支配范式看来它们是弱势的。但是，还有另一种范式——人类建构的范式，它追求觉悟品质、关系品质和生活品質，即世界社会论坛稱之為的“高品質社會目標”。在这个新范式之下，那些弱势反过来会变成機遇。我们可以借用意大利理论家葛兰西曾說的一句話：“危機的产生，在于舊世界迟迟不肯消失，新世界迟迟不能誕生，在这明暗交替之時會出现魔鬼。”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如果我們转向舊世界，我們会被无力感和恐懼所挟持，并且被越来越高涨的魔鬼的出現所强化；但如果我们转向創造萌動的新世界，它正在诞生，那么，我们就可能看到希望的源泉正汇成川流。

(2012年6月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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